如果把人生看作一道又一道选择题，会发现，很多分岔路口，最终都关联着同一个子问题：“我们要去哪里？”

有人说高考填志愿，城市很重要，因为它一定程度上象征着眼界和资源。第一次就业，城市也很重要，因为它可能决定了未来的生活坐标原点。结婚，城市更重要，因为它关系着两个家庭之间的交往方式。

浮生如寄，短短数十年光阴，一个人从哪里出生，又在何处度过晚年，这些地理坐标，勾勒出一个人生命的起跑线、奋斗轨迹以及最终的结算画面。

2025年7月，应届毕业生以1222万人的规模，再创新高。同时，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时隔十年在北京再次召开。这场会议指出，我国城镇化已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

简而言之，从无到有的阶段落定，而在从有到更优的阶段，“进城”已经不再是单一的趋势，去哪一座城，去一座什么样的城，开始变成私人化、多元化的选择。

某招聘平台发布的人才流动报告显示，作为首都的北京，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求职目的地，但在此之外，成都、重庆、东莞等地的招聘需求，环比涨幅已超过传统一线城市。

毕业季已经到来，在这个就业高峰与城市转型的交汇点，一个问题再次被千万青年反复内省：究竟如何选择一座最适合自己的城市？或者说，一个还没有经过社会打磨的鲜活灵魂，要如何找到自己的安身之所？

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这代年轻人几乎没有属于他们的“正确答案”了。表面上看，毕业求职仍存在四大“流行选择”，它们分别是：奔赴一线城市的高薪大厂、押注新一线城市的潜力股企业、回归故里创业或“上岸”体制内。当然，自由职业和数字游民的兴起则“另起山头”。

但，当“35岁危机”从互联网行业蔓延至制造业，县城编制竞争烈度在部分地区甚至超过省考，加上新一轮留学生归国潮升温，在“就业去向”这件事上，年轻人的选择困难程度已经不断攀升。

加之互联网带来的信息过载，年轻人更晕了，甚至出现了心理学意义上的“决策瘫痪”，他们几乎无法理性评估未来的走向。

而更矛盾的是，人与城还出现了“需求错位”。一边是频频加码，补贴、住房等各项利好政策齐上阵的城市抢人大战，一边是压力之下，不敢盲目做决定的年轻人。城市在竞争，人也在竞争。

这二者之间，各自紧绷。究竟要如何才能实现双向奔赴？关键的决策指标是什么？

2025年6月下旬，南风窗发起了一次青年择城调研，通过1646份有效答案，整理出《2025青年择城调研报告》。南风窗的调研显示，56%的受访对象，选择初次工作城市为一线及新一线城市。而57%的受访对象，从未更换过工作城市，仅有17%的人不止一次更换所在城市。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些规律逐渐浮出水面。譬如，大城市仍是主流选择，但作出这一选择的务实考量已然超越盲目崇拜，有工作5年以上的人给出建议：“如果没有人脉，大城市优先。”其次，生活气息与个人喜好，成了新的决定性因素，一位定位在洛阳的读者写道：“因为喜欢看电影，选择了一个电影院很多的城市。”

最终，在不断的试错之下，“流向自由”也成为这代年轻人最珍视的权利。

一位来自县城的朋友写道，自己在上海、青岛、澳大利亚都工作过，现在选择全球旅居办公。而另一位正在找工作的年轻人则自我宽慰：“理想不一定在北上广深，也许家乡就是好地方。”

梦想之路依然是奋斗

即使“逃离大厂”“逃离北上广”的声音在社交媒体上甚嚣尘上、蔓延数年，构筑了一种年轻人从大城市集体退潮的互联网景观，但真相是什么呢？年轻人不愿意奋斗了吗？从已知的调查数据，我们看到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现实：大城市仍然是当代青年的梦想之地。

这种看似矛盾的选择背后，心理动因很简单。其实，一如世纪之初的大浪淘沙那样，尽管时代洪流难以预料，但对于年轻人而言，奋斗与拼搏的进取之心依然澎湃。不确定性和可预见的困难，并没有真正击退他们。因此，这种精神，持续转化为对大城市的向心力。

根据南风窗的调研，在人们选择第一份工作的城市的分布比例中，可以看出城市层级与就业吸引力呈正相关：一线城市＞新一线＞普通省会＞地级市＞县城。其中，选择第一份工作在一线城市及新一线城市的比例超过56%。而作出这一选择时，他们最强烈的念头是：“我要去拼一把，闯出名堂来。”

当然，这也与中国城市发展提质增效的加速度相关：从2012年到2024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53.1%提高到67%。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早在多年前就被国外学者称为影响21世纪发展的两件大事之一。

2024年最新的人口流动数据，则为这一趋势提供了一些相互印证的结论。深圳、广州的人口增量分别达到19.94万人、15.1万人，依然维持了广东固有的人才吸引力。紧随其后的是合肥、长沙、南昌、杭州，新一线城市成为吸纳人才的重要新势力。

当然，也不是没有意外。西南二线城市贵阳逆势反超深圳，成为领跑全国的人口增量第一城。这个“惊喜”，也彰示了在大潮之外，一些新的可能性已经发生。

此外，南风窗调研还显示，当代年轻人更换城市的频率并不高，57%的受访对象表示自己一直在同一个城市生活，只有17%的受访对象称不止换过一次城市。

这一方面体现了年轻人初次选择意向定居城市的重要性。后续更换城市所需要损耗的人际关系和金钱成本都是巨大的。去往一座新城市进行生活重建，于心理同样是一项不菲的挑战。

另一方面，这一数据也为城市治理者提供了一个侧面思考，即，一座城市给适业青年留下的第一印象近乎是“决定性”的。如果没能在初次选择中抓住人才，要二次撬动，对城市而言，同样成本剧增。而根据“发展=资本+人才”的公式，在资本活跃度下降的状况下，“人才”是对一座城市而言最好的“低风险、高回报”投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了“招商引才”，各大城市几乎是奇招险棋并出。免费的青年公寓，能为求职者提供3—5天的拎包入住空间；五花八门的创业补贴项目申报，为青年人才创造第一桶金。这些基本政策，几乎都是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标配。

还有一些“独门秘诀”，则难以复制。比如苏州给人才发放免费通行的“园林卡”，此招虽小，胜算却大。有多位企业家曾告诉南风窗，随时可以去园林中散步，确实能纾解不少压力，尤其是陪同海外客户时，更显中式风韵。

但大城市的“引力”之所以恒久，真正依靠的并非这些外在，核心还是在于它提供了奋斗效率最大化的平台，比如顶尖的产业、前沿的信息、密集的资本、丰富的机遇以及志同道合的同行者。最直白的一点还包括，（相比之下的）高薪。

据国家统计局，我国收入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结合各地陆续发布的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不难发现，这些高附加值产业，呈现出高度的地理集聚性，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和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也就是北、上、广、深、杭，这五个当红城市所在地。

高薪职位的空间分布，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直接牵引着人才的流向。这是一线大都市“赢得人心”的根本性原因，也是新的城市群、都市圈以及青年发展型城市需要发力的点。谁能为人才创造真正具有职业尊严、生活尊严的奋斗空间，谁就可以抢占新产业的先机。

是的，纵使挑战丛生、成本高企，但大城市所蕴藏的无限可能和对美好生活的炽热向往，依然对初出茅庐的青年，散发着难以抗拒的召唤。

为自己，而不只是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大城市仍然具有第一吸引力”，只是青年择城的其中一个趋势，而不是指其概括了当下年轻人的所有择业考量。“奔赴大城市”或“逃离北上广”，都是简单二元叙事。近几年流行的“放弃高薪回归田园”，尽管在客观的数据上并非主流，但在舆论情绪上，却占据着相当大的一部分话语空间。

那么，奋斗之外，年轻人的择城考量还有那些呢？南风窗的调研还显示出一个规律，尽管青年选择城市的最强烈念头依然是机遇，但稳妥情绪也攀升至第二主导地位。离家近、有确定的机会，以及基础的人脉关系，成为更具现实意义的就业考量因素。

这也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每个人心中的天平所倾倒的方向，都有所不同。从调研数据中可以看到，第一份工作选择在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的人，对大城市的印象往往趋向“极端化”—要么视其为充满无限可能的“梦想之地”，要么在现实冲击下“滤镜破灭”。但一个相对一致的心理趋势是，他们“不怕累”。

而初次就业便在其他城市工作的人，对大城市的印象则更为分散和审慎。值得注意的是，有近1/3的人明确表示“太累了，怕顶不住”。

这种“累”和“顶不住”的风险，不是臆想出来的。由医院、招聘平台等多个主体发布的调研报告均显示，职场白领的健康状况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结论包括“超九成职场人受亚健康影响”，“青年职场人一边熬夜，一边买保险”。除此以外，裁员、降薪风险带来的职业不稳定因素，也让年轻人开始畏惧光鲜靓丽的写字楼。

然而，身体的疲惫与职业的风险，并非困境的全部。更深层的情感缺失正在蔓延。南风窗调研结果还指向一个令人心酸的现象：职场人群的社交圈层开始倾向收窄。无论是待业的应届生，还是初入职场的青年，甚至工作5年以上的人，都最喜欢周末“一个人待着”。这也凸显了职场中普遍存在的精神孤独感。

对职业路径的美好期待与奋斗欲望，无法从精神上解决年轻人客观的生活处境。这也是当下求职阶段普遍存在的主要矛盾。南风窗调研发现，30.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忙于琐碎无法实现理想”，而“存款不足”和“生活节奏太累”的焦虑更是合计占45.5%。理想与现实的鸿沟，精神需求与物质压力的交织，构成了这一代年轻人择业与择城时无法回避的困顿。

因此，尽管有着对大城市的热爱，仍有近三成的人选择回到自己更熟悉、生活压力更小的家乡小城、小县甚至小镇。这不是简单的“退却”，而是一种在现实挤压下的主动调适与自救。他们试图在发展可能性与生存可控性之间，寻找一个更能喘息、更能触摸生活实感的平衡点。

这也映照出城市化进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关乎本质的问题：城市发展的核心，究竟是为了什么？答案早已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被点明：“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

在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中，有一个关键但容易被低估的要点：再次强调要构建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这个意思是，在步行15分钟左右的范围内，要满足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消费和品质消费，相当于构建一个“小微城市”。

如果仅仅将它理解为打造社区业态或者商业模式，其实是不够完整的。这一举措的更深层价值在于，为城市之中的“奋斗者”创造一个足以休憩的空间，从物理层面减轻“生活节奏太累”的重压，为年轻人腾挪出更多精力去触碰理想或享受生活本身。

因此，年轻人无论是持续坚守大城市，还是退居小城寻找心安处，都指向一个朴素的真理：一座值得托付的城市，不仅应提供向上的阶梯，更得承载个体的生活尊严与身心安顿。

毕竟，人生在世，活得快乐是第一位。失去了这个前提，“发展”和“高薪”，都变成了空洞的束缚。因此，选择一座城市，始于对自己的珍视，选择一种生活方式，需要能够滋养而非消耗自身。

自由的再定义，超越枷锁

理想与生活，无疑是年轻人择业、择城时最核心的考量。然而，这二者之外，年轻人常被一张无形的网束缚。这张网，由原生家庭的期望、社会时钟的催促以及对“试错成本”的恐惧共同织成。

根据南风窗的调研结果，年轻人在作出重大抉择时，还需要面临复杂的家庭生态。42.5%的受访者与原生家庭是“各自自理”的关系，有19.6%的人则是在没有支持之外，还“需反哺家庭”。有人在自力与反哺中，尽管很疲惫，但依然决定“坚持下去，以后孩子的起点就高了”。

不过，即便是看似主动的选择，也未必轻松。有人落脚一线城市，理性权衡着工作与赡养父母的平衡，视其为未来归宿。但城市的繁华之下，他也感到痛苦：“放眼望去确实很有‘未来城市’的科技感，可是玻璃幕墙的高楼，一幢幢都一个样，高楼里的工位，一排排也都一个样，觉得无聊甚至厌倦。更何况，这是一座几乎找不到不加班的工作的城市。”

还有37.9%的受访者，从购房首付、人脉关系、工作介绍等等方面，都能获得来自家庭的助力。但这种来自家庭的支持，也不是“毫无代价”的。

有人“高考时坚定想要去大城市‘见见世面’，无奈受父母之命被迫留在家乡”。而一位正在择业的青年说：“和妈妈爆发了异常激烈（的）争吵，哥哥轮番让我做出选择的电话轰炸下，我离开了老家来到了上海。”爱意与束缚并存，支持有时也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交换”。

通过热力图的可视化分析，我们也可以直观地看到父母支持与城市选择之间的关联模式。比如，选择在一线城市工作的人，需有较强经济自立能力。而在家乡或小城市工作的人，家庭的人脉资源就会变得相当关键。

但是，这些数据和个体故事，还远远无法详尽描绘数千万青年，在就业和定居中所面临的庞杂困境。而我们所能探知的是，要挣脱这张由亲情、资源与社会期待编织的巨网，单凭一腔孤勇远远不够。

在调研中，有人写下回答：“一直到现在，我都在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

35岁、45岁失业的焦虑，家庭的支持与反哺，对理想与现实的难以权衡，都呼唤着我们沉下心来，重新审视，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或者，其实不存在正确的选择。

最近，有两个场景中的两句话让笔者印象深刻。

一次是在长三角地区的某个招商引才大会上，一位远道而来的诺奖得主说，冒险精神和好奇心对科研而言至关重要。尽管已经年逾80岁，他还在期待自己获得第二个诺奖。

一次是“得到”的创始人罗振宇，由于坚持健身和直播写稿，一个月瘦了10斤，他发了一个视频说：“成年之后，我第一次不认为自己是个胖子了。”已经50多岁了，他觉得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50岁，80岁。“年过半百”“年过古稀”，对于职场普遍存在的“35岁焦虑”而言，这些年纪都要苍老得多，很多人都以为行至此处，也差不多是走到了人生的天花板；甚至有人把焦虑前移，认为“高考定终身”。太多的焦虑围绕着年轻人。

但真相也许是，人生的容错率可能要比想象中的高，试错，没有那么可怕。

吾心安处，是吾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