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南校园的孙中山铜像（图/郭嘉亮）

2025年6月底，学术圈最火的一条消息之一：世界顶级数学家张益唐全职加盟中山大学，将在大湾区定居工作。

很多人发出疑问，为什么是中山大学？这所立于岭南的高等学府，在经历了百年沧桑以后，无数次地成为视线焦点。它见证广州如何成为如今的广州，见证珠三角的韧性和崛起，未来又将伴随粤港澳大湾区一路前探。

站在今天校城融合的十字路口，我们想要理解湾区，就绕不开中大。

从广州海珠区新港西路拐进中山大学南校园，就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门外是人潮汹涌的中大布料市场，门内却是一条大树遮阴的路，直直通往校训与标志性建筑怀士堂。

像有一道“结界”—因为门外的鸣笛声、说话声或者来往车辆制造出的白噪声，都会被层层叠叠的树叶溶解掉，留在校园内的，只剩空气里淡淡的草木香气。

坐落于闹市区的大学，因参天古树而与外界浅浅隔离开来。它离城市“很近”，但同时保持着一种“适宜学术”的疏离感，只有下课铃响时，中山大学才会突然沸腾起来。

一直以来，中山大学都是镶嵌在广州市中的。物理上，其标志性建筑散落于城市各处。

天河区五山路和东莞庄粤垦路，各立着一座国立中山大学的牌坊；校徽上的钟楼，此刻仍屹立于中大最初的校址，越秀区文明路上。在广州市内，中大就曾三易校址，从越秀区文明路的广东贡院（现为鲁迅纪念馆），到天河区石牌再到如今的海珠区康乐园。

“中山大学校，半座广州城”一说，在1930年代中大兴建石牌校区时兴起，是因为彼时中山大学石牌新校区占地1万多亩，连同林场计算在内有4万多亩，学校规模庞大。

在精神上，中山大学更是城市之“眼”。把钟表拨回到1924年，这年，孙中山在文明路钟楼的大礼堂内，数次用粤语发表有关三民主义的演讲。他说，当日国家所面临的危险，需大家同心协力，“救中国”。

战火纷飞的彼时，无论是中山大学、广州还是广东，都发挥着堡垒的作用。它们是救国氛围浓烈之处，是知识分子奔走之处，亦是新的火种和希望诞生的襁褓之地。

火 种

中山大学有两首广为中大人所知的歌曲：一首是开学典礼上教授的，由首任校长邹鲁作词的校歌；一首则是被称为“第二校歌”的校友之歌《山高水长》。

前者，在创校的1924年所作，后者的歌词“风里的钟楼，火里的凤凰，激扬文字的昨天”则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于广州建立一文一武两所学校的历史。

彼时，革命之火烧得热烈，各方军阀势力虎视眈眈。在轰轰烈烈的救国运动中，广州成为孙中山实践政治理想的大本营，在1917年到1923年间，他先后在广州建立了护法军政府、广州正式政府和大元帅政府。

孙中山见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成功与失败的最终结果互相照应，衬出了革命军队与理论人才对于革命摆脱军阀势力干预、挽救中国的重要性。

1923年，在康乐园的黑石屋里，孙中山论述了人才培养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广东必要几十个岭南大学，中国必要几百个岭南大学，造成几十万或者几百万好学生，那才于中国有大利益。”

1924年2月4日，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发布了《着创国立广东大学令》和《委派邹鲁职务令》，要求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和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并委派邹鲁为筹备主任。对于这所“文”学校，孙中山认为“当以该校为全国最高学府”。

孙中山对于动荡时期建立起来的学校十分重视。从下令创办国立广东大学开始，至1925年病逝前夕，一年多的时间内，孙中山有关国立广东大学的各式命令、训令与演讲达40余篇之多。在孙中山的训令下，广东省各县为筹建国立广东大学各征集300元到2万元不等；驻军也从番禺学宫撤出，只为了给学生在动荡的时局里留出宿舍。

众人托举，各方奔走，国立广东大学才得以为救国而诞生。因革命之需要，也因办学之艰辛，孙中山对一文一武两所学校，都寄予了厚望。

在当年11月，为和平大局，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准备离穗北上，与冯玉祥势力谈判，谋求结束军阀混战、国家长治久安的可能。

而在离开广州之前，孙中山特到黄埔军校发表告别演讲，与国立广东大学的“文学生”和黄埔军校的“武学生”谈革命的方法。临别赠言，他谈到“诸君现在都负得有革命的责任”，亦勉励学子们将自己的平等自由与聪明才力贡献到革命中去。

末了，孙中山嘱托了一句：“大家能够不负我的希望，革命便可指日成功。”火种留下，孙中山动身前往北京，途中，逢国立广东大学开学典礼，孙中山仍亲笔题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十字校训，并委托时任广东省省长胡汉民代为致辞。

立 志

1921年孙中山访岭南大学时，曾在怀士堂作了题为《在广州岭南学生欢迎会的演说》的演讲。在岭南学子的注视下，孙中山道出一句，“我劝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而后，这句话被篆刻在怀士堂的外墙上，篆刻在图国富强的革命者的脑海里，也篆刻在每一位中山大学学子的心头。

在1920年代，大事，毫无意外即是为民族福祉呼喊，即使孙中山1925年于北京病逝，也要前赴后继地呼喊下去。办学没有停止，孙中山在南方留下的火种仍奋力燃烧着，也因此吸引来了郭沫若、鲁迅、傅斯年等学者。

1926年，为纪念孙中山，国立广东大学正式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1927年，鲁迅作为国立中山大学任教的师长，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题为《读书与革命》的演讲。“中山先生给后人的遗嘱上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广东是革命青年最好的修养的地方……应该以从读书得来的东西为武器，向他们进攻—这是中大青年的责任。”

因“要做大事”而有国立中山大学，因有国立中山大学而能“做大事”。如果说广州是彼时革命局势之策源地，国立中山大学则可谓是策源地之阵眼。国立中山大学与历史环境分不开，与地理位置分不开，也因此与“立志做大事”的精神分不开。

与国立中山大学相关联的各方人士，确在敦促并践行“做大事”之“责”。

为依据国情培养人才，国立中山大学在课程设置上多置了“毕业考察”一环，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学生可以用脚丈量土地，更深入了解国土形势。在此之外，国立中山大学建成广东省第一座天文台，又设立化学工业研究所、两广地质调查所与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中山大学开创探索了高校从理论研究到工业试验的一体化模式，堪称如今产学研融合的重要先驱。

1929年国立中山大学决定建立石牌新校后，负责石牌新校舍总体规划设计的杨锡宗，特将校舍设计为“钟”字形布局，喻“警钟长鸣”之意。

这一训诫，不仅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时期发挥作用，直至今天，也令中大学子无论身处何地，都不忘前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留存文化星火，一如此前西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国立中山大学也奉命首迁罗定，后西迁云南。在长达4个月颠沛流离的西迁中，中山大学的青年总是像株坚韧的小草，落在哪，便在哪“做大事”。

在云南澄江的两千多名师生分散在小城内，8个学院30多个系，依靠着原有庙宇、祠堂与简易房屋，就地“学习”与“考察”了起来。

比如，农学院组出了一支土壤调查队，花了45天探查澄江各处土壤情况，并发现了多处磷矿，最终编印了书籍《澄江之土壤》，并绘制了《云南澄江县土地利用概况图》与《云南省县土壤图》；工学院师生承担了澄江第一条公路的线路测绘任务，帮助县城通车；各学院就地办起“平民夜校”，宣传知识，帮助扫盲。

后来又几经迁校，但无论于何处，中大师生在炮火与战乱中仍在当地生根发芽，就地开展研究，并开设大量“战时课程”，以应对抗战的需求，譬如医学院侧重于战争外科学，而工学院则关注防空建筑。

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立中山大学正式启用新校印—“中山大学”，此时同学们已“结束流浪”，在石牌原址复学4年。

共 振

站在2025年的今天，中山大学的面貌已经再次焕然一新。

7月6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25中国年会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拉开大幕，主题是：全球化、创新与产业链。

这三个关键词，也彰示了中大的全新定位。

尽管如今的国际贸易形势面临巨大挑战，但在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副校长斯文森便已应中山大学校长李嘉人之邀到访，与中大建立校际合作关系。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到访中国的美国学术代表团。

1979年至1985年，中山大学与全球20多所高等院校建起校际关系和学术往来。

如今，在一个经济运转更为高效的时代里，中大思考为区域发展作更深入的贡献。

城市与大学，互相哺育。1983年，中山大学便成立了全国最早的港澳研究机构—中山大学港澳研究所。进入21世纪，中山大学也放眼粤港澳大湾区，在广州、深圳与珠海三地办学，形成三校区五校园的态势。

一个网状结构正在形成，以广州为锚点，中山大学各有侧重地向外发散。珠海校区朝着“深海、深空、深地与深蓝”发展，而深圳校区则侧重生物医药与智能制造。

2024年，中山大学又朝外多迈了一步，成立了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主攻生物医药、应用数学和人文社科交叉等三个领域。在推进区域协同之外，香港高等研究院的选址也颇具深意：其坐落于香港科技园内，一个医疗科技、人工智能和新材料等行业科创企业扎堆的地方。

逻辑是简单的。无论是1924年还是2025年，中山大学都不是“攀附”广州、广东或者粤港澳大湾区而生的。正相反，它提供的是一种助力。

1924年，中山大学为反哺革命而生，今时今日的中山大学，亦是作为区域智脑一般的存在，为的是通过产学研一体化，滋养城市、区域的发展。

近年来，中山大学已经与企业共建了50个校企联合研究平台，与鹏城实验室、广州实验室等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事实是，中山大学也确实架起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桥梁。

譬如，广东鳜鱼产业供应全国，但这一“黄金产业”，却长期面临养育难的瓶颈。中山大学何建国团队研制出全国首款鳜鱼专用疫苗，已经迎来大规模推广使用。

再看极端高温天气之下，双碳目标的重要性再次显现，吕慧教授的“硫介导的碳污协同废水处理系列技术”已经将技术转让于企业，进入产业化、市场化推广阶段。

一点点的积累与推动，都使得中大与湾区的联系更加融合、紧密。

事实上，放眼全球，世界级湾区的诞生，都离不开区域内高校提供的学府资源。一如洛杉矶湾区坐拥斯坦福大学与UCLA，东京湾区倚靠东京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纽约湾区云集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等一流高校。

而在百余年历史中，中山大学也曾数次走在前头，一直“立志做大事”。

春江水暖，岭南先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