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些年全球喊得响亮、讨论多，却迟迟见不到大规模投入使用的社会政策，全民基本收入一定有份。

为什么在国际上这么多人每年都在讨论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际推广却这么难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围绕着全民基本收入到底应该如何设计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之一，则是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全民基本收入设计——有些人认为这是“左与右”的争论，更切实而言，我觉得可以叫作“救济式”和“乌托邦式”的两种全民基本收入思路的区别。

“救济式”的全民基本收入，大概就是把它当作一种社会兜底办法。很多市场自由主义信徒都心仪这种思路，上世纪，美国的尼克松政府就曾经试图推出一种“负所得税”——政府主动给收入不到某个水平的民众发钱，以保证他们的收入达到一个较低的标准。救济式的全民基本收入和这种思路一脉相承，着重的是满足民众的最低生活需求，但不能超过太多。

“乌托邦式”的全民基本收入，则是更大同社会的设想。在这种思路中，全民基本收入要按照比较高的标准发，不只是帮助民众满足最低生活需求，还要让民众就算没有很好的工作收入也能有闲暇，有生活品质。同时，这一派理论还认为，全民基本收入不能仅仅是发钱，也要以公共医疗、交通、基础设施这些内容为民众提供实惠，这部分也叫作“全民基本服务”。

这两种思路，一个倾向于社会救济式的兜底，一个倾向于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的全面发展”。前者像是搞慈善活动，后者倒是有点“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上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味道。

两种思路所担心的事情，也很不一样。

救济式的思路怕的是人有惰性，一旦给的东西太好了，标准太高了，会不会就变成滥发福利，导致有人要吃福利做懒汉？崇尚救济式思路的人，往往会反对全民基本收入不带任何条件，也会希望要求民众要先证明自己在努力工作，才能获得全民基本收入的好处。

乌托邦式的思路担心的，则是全民基本收入被当成一种扩大社会不平等的工具。乌托邦式思路的提倡者们担心全民基本收入一旦变成一种变相的低保金，就会实际上帮助社会上的有钱阶层收买穷人接受现状。而且他们也担心，届时可能会有人说：“都拿了钱了就别拿那么多福利了”，从而想削减社会福利的人又有借口推动议程，让低收入群体拿上一点钱就自生自灭去。

这背后，在欧美提倡全民基本收入的，是两群很不一样的人。

第一群人以硅谷科技巨头为代表，是自由市场制度下的技术进步信仰者，他们会担忧技术进步后传统工作式微，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带来大面积失业，人们缺少工作机会，社会就会陷入动荡，所以他们提倡用全民基本收入来为人们兜底。

第二群人则很多是希望彻底改变现有社会机制的，尤其是不少人士认为，现有的资本积累和阶级差异已经过大，进入了恶性循环。他们设计的全民基本收入，本身就带有社会再分配的意味。比如，有人质疑是不是不应该给民众发那么高的基本收入时，他们就会反驳说，现在最富阶层和普通民众之间的收入差距太大了，就算给民众发很多钱，也只是巨头们的一点点零头，钱应该通过税款来转移支付。

把全民基本收入当作救济，和把全民基本收入当作再分配的一环的两种思路，共同之处都是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是不可避免的社会趋势。只是，面对这个趋势，不同社会恐怕是必须在看起来南辕北辙的两个方向中做出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