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2日，首都图书馆华威桥馆B座六层，“陈夏书房”正式向公众开放。这里的书，曾经长期陪伴着陈平原、夏晓虹夫妇。9个月前，他们决心将藏书全部捐出，打包后，整整36箱。

在此之前，他们的书房也曾被媒体记录拍摄，屋中，书爬满墙体，蔓延各处，四处堆得满满当当，挤走房间的空白。

年过七十的陈平原，一生治学，横贯中国现代文学史、五四新文化运动、学术制度与大学传统，深耕文本，也关注知识的生成与传承，而今，在社交媒体的搜索框里，他的名字开始和“人工智能”并列。这是他的最新关怀对象。

点进去，“我为什么反对AI赋能这种说法”“AI时代，越来越多人会为自己读书”“人文阅读依然是文明的压舱石”，类似标题不一而足。

12月20日，在南风窗年度盛典的演讲现场，他总结自己在2025年主要做的三件事，是出版了《AI时代的文学教育》《大学的读法——中国大学的理念与实践》，以及《潮学集成》。

这三样书，看似不紧密相关，却都可回应AI所引发的问题意识。如潮学，“不全然是乡梓情深”，“在一个到处充斥着AI神话、越来越玄幻的世界中，保留某种对于乡土、方言、食物等具身性的接触、了解与迷恋，我以为是当代人自我救赎的重要途径”。

在经历了ChatGPT令他“目瞪口呆”，“DeepSeek横空出世，谁知道接下来还会见证什么奇迹”之后，他决心放下许多杂务，闯进这个陌生地带，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参加了几场AI相关的活动，与科学家对话，向他们请教一些会被科学家称为“科幻小说看多了”的问题。

他也主动使用AI，并撰写对新科技思考的多篇文章，自嘲“卑之无甚高论”，但还是愿意“冒险”，交出“理工小白的投名状”。因为眼下正发生的，是足以颠覆人文学科体系，足以重塑大学教育结构的大事。人文学者，必须探索“如何与AI共舞”。

关于未来，他还没有确切结论。一个大概的判断是，“对人文学者来说，接下来5到10年，大概率是一个茫然、彷徨、浮躁的时代”，“有人处变不惊，有人迅速跟进，最怕的还是依违两可、彷徨无地”。

面对新科技的挑战，他希望各行各业、老中青，大家都来谈，都来发声，让自信的科学家、决策者多听到普通人的声音。

他自己也在谈，谈教育、谈青年、谈人文学，也谈时代情绪。他很清楚，今天的公共讨论风向在哪里，被问到给年轻人的建议这种问题时，会立马表示“不敢说年轻人应该怎么样，因为现在所有的成功人士在年轻人眼里都是获利者”。

“只能说我是怎么样做的，年轻人如果看到，觉得可敬、可笑、可模仿，又或者不可取，各取所需，都没关系。”

人文学者的立场是普通人的立场

2025年8月出版的《AI时代的文学教育》，并不是陈平原教授的专著，而是他应北大出版社之邀所编。邀请则缘于当年初他对DeepSeek有感而发，写下《AI时代，文学如何教育》，2月在《中华读书报》发表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重视。

“没有任何犹豫。”他接下了。写下约稿函，发给他认为会对此有见解、感兴趣的友人，他们都是人文学者。发出45封，两个月后，33篇如约而至。

所收内容，涉及很广，最后被分编为“AI与人类命运”“AI与诗文写作”“AI与人文教育”“AI与课堂教育”，以及他自己所写的三篇文章。

他告诉记者，这本书出来后，获得了探照灯好书8月十大原创社科和历史佳作，也入选《光明日报》11月“光明书榜”。

探照灯的榜单中，有一段由书评人宋晨希写的推荐语：“有人说，这本书里的学者们并不真的了解AI，只是写了一些隔靴搔痒的使用感受。但我认为，这恰恰是本书的价值所在，让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学者们对AI的真实态度，以及为迎接、拥抱AI所做的准备和调整。”

他认为这推荐语“很有意思”——这应当是认同的意思，因为随后他说：“这本书的局限在于，都不是专家来写，但正因为如此（才有它的意义），重大的科技变革，最后会落实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我们是代表普通人来面对巨大的科技变革，所以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困惑、我们的挣扎，会有历史的意义。”

我们同意，AI像一面镜子，一个人眼中的AI，由他（她）的位置、年龄、心境、职业、能力、立场，以及对未来的想象力反映，所以并不相同。

陈平原眼中的AI，是什么样子？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颇为从容的态度。作为一名已经退休的学者，他并不掩饰自己“不是一个科技敏感者”，但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哪怕一时看不清，也能“沉”得住；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河南大学近现代中国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他也坦言自己不会被AI淘汰。他谈论问题时，脸上有若隐若现的笑容，这种从容的神情，往往只出现在他这个年纪和位置的人身上。

现在的他，“怎么表达人家都接受，接受采访时如是表达，写成论文也会这么表达，不太受外界的标准化的要求的影响”。孔子所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他身上，体现为松弛感，不急于下结论表态，也不回避争议，更愿意把问题摊开来谈。

这样的他，“关心比较大，超越了个人的得失”。在《理直气壮说出人文学的好处》一文中，他也曾这样写道：“很多人文学者觉得委屈，憋着难受，但只是自言自语，或私下里嘟嘟囔囔，那样是不行的，不仅应该‘打开天窗说亮话’，而且还要在大庭广众中亮出自己的身份与底牌。”

关于AI，他说自己最关心的是中间层的消失，用了一个直白的比喻来形容：“这个世界上，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当然，中狗更要叫。但我担心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导致只有大狗叫，小狗、中狗都叫不出来了”。

只有大狗叫的世界，是政治家、金融巨头、科技巨星的世界。而且，顶部人物的决策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要通过一层一层才影响到底端，而是可以直接从最顶端越过被压缩的中层抵达各个角落。当中间层的位置、工作失去了意义，他们的生活也就失去了意义。

一个中间层被掏空了的世界，是最让他感到“困惑”，也感到“可怕”的。

“我不觉得人类会到穷途末路。”但在未来，什么样的人才算人类呢？

伦理的要求和方法

变化已在生活中可见。他观察到，今天他的学生，在学术论文写作中，“英文、日文、德文引用都很多”。写作时得到AI的帮助，已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现在，区别只是在于，对AI的使用，是在什么程度，哪个阶段。他承认这是眼下的一个困难：不能够完全否认AI为研究提供的便利，但又必须认真区分哪些是独立的思考和推进，哪些是AI的帮助。

“技术方面的或许不懂，但伦理学的思考应该参与。如何能有效但有节制地使用AI，如何构建必要的防火墙，防止整个人类文明被烧毁。这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比如，他明确反对AI进入中小学，因为这是一个很容易就被框住的年纪。他担心，从小习惯了AI，以后就难以接受艰苦的学习。他认为，最基本的阅读、思考、写作、计算等能力，在中小学应该保留，一开始没有基础训练，将来的人类会非常麻烦。

伦理担忧似乎让事情变得慢吞吞，但这是由人文的特点决定的，它和科技不同。他解释为：“科学技术的特点是覆盖，后起之秀会覆盖上一代存在的空间和可能性，但人文学不是这样的。人文学里，不敢说随着时间演进，后人的审美、道德、思考方式、逻辑能力更强，能够覆盖前面的人。在人文领域，新的来了，旧的照样存在，照样发挥作用，依旧可以很吃香。”

他记得很清楚，第一次使用导航时，并不是如今的软件，而是“要装一台机器”在车上。那时的导航依靠卫星定位和光盘里的地图运行，反应迟缓、声音生硬，却在刚出现时显得极其先进，也因此让最早做这件事的人赚了不少钱。后来技术不断更新，更便捷、覆盖更广的新系统很快取代了旧设备，那一代导航也随之被淘汰。

人文不是像这样线性演进的，而且，人文学反对唯一方向、唯一真理。所以，那些由AI所引起的“必须考虑的问题”，在人文学者眼中，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

虽然没有统一答案，但他也提醒，看问题有方法，要分层次。

他提示了三个层次。

第一层，站在人类的角度思考。人们习惯于站在个人立场来思考问题，但要适时跳出，否则会失去思考力度。如有人看到AI写诗没有自己写得好，自信起来，认为AI不如人，但在陈平原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所长，这一点所长在大的潮流面前是不足为道的”。

第二层，站在专业的角度，思考差别。各行各业面对的问题不同，由自己的专业出发，能看得更细致而深刻。如他以人文学者专业立场，指出文学教育的重心，在AI时代应当从具体知识的传授，转为提问、辨析、批判、重建。

第三层，站在个体的角度，把一个人的智商、年龄、才华、位置带进思考。

“你很容易一下子从我跳到人类，如果从人类的视角来看，永远有一些聪明人能够战胜困难，但那不等于你自己。每个具体的阶层、个体都会有差别。”

AI创意图（制作/施泽科）

必须为那80%的人找到人生的意义

与陈平原教授访谈那天，我们进行了以下对话（“南”指代南风窗，“陈”指代陈平原）：

南：最近几年在年轻人当中，常常感觉到一种末世论的情绪。如今再谈如何坚守人的价值，不少人的反应是“毁灭吧”，他们的态度是，反人类中心，认为人类被淘汰掉未尝不可，快被硅基文明打败吧，这没什么可惜的。面对这类表达，重申人文价值是否会感到沟通不在一个频道？

陈：去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文明的角度我能接受，但今天主动认为人类可能会，也应该会被硅基文明取代，我是不同意的。此前人类已经历过太多次的危机。我们意识到了问题，但现在还没有到最危险的时候。

南：所以您认为现在更多的是一时的焦虑情绪，但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人类几千年来文明的根基？

陈：假定人类未来会被机器人统治，有一天机器人像遛狗一样遛着人，诸如此类的，作为一种悲观的想象，我是不接受的，受科幻小说影响太多。我对人类的自我调整的能力和与命运抗争的能力，以及改变科技发展路线的能力，有信心。

南：您的乐观让我想到，我曾看到您论说在AI时代反而更有利于“为己之学”。

陈：这不是乐观，而是必须给中间层的人找到生存的意义……在我骨子里是一个悲观的表达，我必须给像我这样的普通人的生活找到意义，所以我会强调为己之学。

从以上对话，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大概他站在人类的层面上思考时，是乐观的，但当他站在普通人的层面来思考时，却的确是悲观起来了。

他的思考及言说总是有明确的对象，演讲前要知道听众是谁，谈论AI话题时，则是“假定我不是1%的顶尖人才，我们是那80%的不太笨，而且还在努力，还在路上，一步一步地爬台阶的人”。

“必须给普通人以生命的意义，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不要站在一个特别高的角度，觉得不成为伟人，活着就没意义，不能这么来考虑问题。”

如今，他直接面向的学生，大多已是硕博研究生，教学面对这一小部分的精英，他也明显地感到，现在的学生过得不愉快，“压力居然如此大”。

这也成了他近来公共言说的主题之一，“大学里面的专业性训练是越来越强了，但大学给学生们提供的精神上的愉悦和尊严等方面有很大的遗憾”。

还有一个印证。2023年11月，他在中山大学有场活动，现场视频后来被剪成了四段，分别是关于他的母校、关于新阅读、关于学问、关于学子。传播最广的是第四个，当时的标题是“躺平和过度竞争妨碍了大学生的精神成长”。

“为什么？老一辈的辉煌或怀旧，当代青年无感；学问怎么做，也不是公众关注的话题；迫在眉睫的，是如何拒绝躺平和过度竞争。”

因为明白两代人处境不同，所以他对今天的年轻人，“不忍心说太重的话”，但他也仍会感觉，当下流行的自我作贱的情绪也许被夸大了，其实是如今的人更愿意以黑自己为乐趣。他更倾向于年轻一代的处境没有自己表达的那么不堪，因为“真正痛苦的时候是不会这么说话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他回到老家务农，“面朝黄土背朝天”了多年。他说，他们那一代人从很低的地方起步，每一次很小的进步，都很珍惜。尽管当时不觉得自己幸运，但现在回头来看，没理由认为自己不幸。

但那样一个即将上升和展开的时代，并不是为所有人自动准备好的。他在1977年上大学，当年突然间宣布恢复高考时，只有在那十年中没有完全放弃的人能够考上。他当然是其中之一。

在那个特殊年代，有一个比他略大的人告诉他一句话：“有时星星，有时月亮。”

在潮汕话里，星星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形容，像星星一样发光的。意思是，有时候星星更灿烂，有时候月亮更辉煌。晦气或幸运，不会永远只有一种常态，要在晦气的时候顶住，保存自己的信念和实力，然后等待。

等待星轮月转的那一天。

在AI的时代里，普通人亦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