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的现代化，也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的决定性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走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条道路体现了中国的现代化是以主体性的姿态参与的具有普遍性的历史进程。用历史学家罗荣渠的现代化“一元多线论”来说，现代化是一个有特定内涵的全球历史大变革过程，同时又具有多模式、多路径的特点。

2021年6月17日，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二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准时点火发射，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历经艰难曲折，付出巨大牺牲，在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中得出来的。

的确如此。革命时期选错了道路，带来的可能就是血的代价。建设和改革时期，看上去是和平时期，但道路问题上出了差错，付出的牺牲同样不小。这都是有过往历史可以作为鉴戒的。

在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华诞之际，重温这条道路的来之不易，坚定道路自信，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继续奋发有为，是最好的庆祝方式之一。

01

只能走自己的路

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人的优良品格。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各种纷纭的西方思潮包围下，自觉地认识到非马克思主义不能救中国，这一过程是中国人独立完成的。

这种独立性表现在，从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早期主流思潮转向马克思主义这一过程，大部分早期党员都是分散完成的。李大钊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比较早，而陈独秀则是五四运动以后发生了急速转向，毛泽东是在对作为无政府主义分支的工读主义的实践失败当中醒悟过来，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陈毅等人都是在旅欧期间认识真理、坚定信仰的。

《觉醒年代》剧照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准备上说，并没有依赖外界的协助，这是民族自发觉醒的结果。

当然，间接影响是存在的，历史地看，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到民主共和，前人历尽艰辛，抛头洒血，但无一不失败，而这些失败的实践所背靠的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和价值体系。这就为后人怀疑这套制度和价值体系的对中国的有效性提供了事实支持。

真正触发这种怀疑并最终选择抛弃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社会、知识精英们发现，那些被描绘成中国革命与改良的目标与希望的国家，原来如此不堪，自救尚且不暇，如果我们拼尽全力踏进门去，得到眼前这种结果，那几乎就是白费力气。那么，还有什么选择呢？这时十月革命爆发，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了，平民的命运在一个原来不起眼的国家被改变了。顺理成章的，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列主义，迅速成为了人们急欲了解的对象，并且在传播中扎进一部分人心里，生根发芽。

1917年11月，列宁在莫斯科红场的集会上演讲

党的建立，需要一系列组织、宣传、行动方面的准备，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实践经验、斗争经验，以知识分子和学生为主体的人员构成，也决定了他们没有必要的财力后盾。此时，共产国际的出现就恰逢其时，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实质性帮助。

马克思主义主张世界无产阶级是一家的国际主义精神。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是马克思建立的第一国际、恩格斯建立的第二国际的继承者，是全世界无产者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机构，但凡信仰马克思主义、了解社会主义史的人们，都无法否认其权威地位。

所以，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开展工作。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工作的指导是具体而微，有时甚至是直接代劳的。其中有很多正确的意见，中国共产党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斗争经验得到持续的锻炼。

但是，一方面又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社会实际不够了解，一方面则由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常常是服务于苏联的需要，慢慢地也出现了很多错误，造成重大损失。比如，大革命后期对国民党的右倾妥协，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苏联希望拉拢蒋介石以抗衡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势力的目的的影响，最后血流成河；又比如，大革命失败之后，革命的主要阵地转移到农村地区，从苏联留学归来的一批青年掌握了中共中央实权，用教条来指挥苏区建设和红军的军事行动，一样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损失。

失败是成功之母。接受共产国际的支持和领导，一开始是无法选择的，错误和失败，也是无法用假设历史的方式来避免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立性和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正是在一系列错误和失败中不断萌发，逐步形成。

大革命的失败，让中共中央认识到组建自己的军事力量进行坚决的军事斗争的必要性。毛泽东正是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随后就组建军队，隐入群山，全力壮大红军，并且通过实践摸索，形成了红军独特的游击战术体系。更重要的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建立了红军的一整套政治、组织原则，让这支军队成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属于人民的军队——人民子弟兵。

八七会议旧址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群众路线最初就是在红军建设过程中萌芽。这一路线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不需赘述，它真正赋予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基层的能力，激发了蕴藏在中国底层社会的无穷力量，谁掌握了基层，谁就掌握了中国。

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们身在城市，对苏区建设和红军斗争经常性地瞎指挥，以及后来他们迁入苏区，一切唯本本是从，拿着马恩列斯的书面论述来领导中国革命，让真正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人靠边站，几乎毁灭了多年努力取得的成果，葬送了中国革命。

正是在这灾难性的后果面前，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领导者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危害，认识到了扎根中国大地兢兢业业调查实践的可贵，此后全党的权威又再次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尊重现实的领导人集中起来，包括原来曾经追随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的一些苏联归国领导人，都在这一点上取得了共识。遵义会议，就是以一种党内最高决策的方式确立了这一共识，及时地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随后，重新取得联系的共产国际也承认了这一结果，这就让过去经常犯的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事实上不可能再造成巨大危害了。

遵义会议会址（图源：新华社）

事后来看，一系列的道路探索，其实在遵义会议之前已经获得了丰硕成果。革命主体问题，已经发现和确认了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军事斗争问题，游击战争作为正确的战术体系已经得到验证；武装割据问题，利用国内军阀之间的矛盾，寻找薄弱之处安身立命、发展壮大，既有实践支持，也有理论阐述。

抗战期间，国共再次合作。此时的共产党人，已经成熟起来，吸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合作关系当中，明确提出没有斗争就没有合作，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这就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避免了再次掉入灾难性陷阱，或者被对方吞并，也为党组织和党领导的军队、根据地得以保存和不断壮大提供了认识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也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和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何种独特性，包括什么内容，对象是谁，都变得非常清晰，指导着直至1949年共和国建立前的革命斗争。

所有的探索，归根到底体现了这样一句话：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

02

统一的强大的中央政府

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中国推进现代化的诸多条件这个角度来说，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央政府。

早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创刊号的文章就指出：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只有将军权统一政权统一，构成一个力量能够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然后国内和平才能够实现，所以大家都要统一。

1922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成为当时国内提倡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核心刊物

在标志着国共合作实现的国民党一大上，围绕宣言中的“对外政策”部分也发生过争论。这部分的第一条规定：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宣言审查委员会曾经将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具体内容删去。

党史专家金冲及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记载说，孙中山先生得知这些具体内容被删去后非常生气，临时在大会上作了一番情绪激动的发言：“我们笼统的说，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自由独立，大家尚不感觉有什么顾虑。一说到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废除不平等条约，大家深恐得罪了帝国主义，便战栗恐慌起来了。……现在因应帝国主义来谋革命的成功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从实践中，孙中山先生已经体会到，主权若不独立，没有一个能够统一、有效施政的政府，建国方略、实业救国等现代化抱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2021年6月20日，广州，市民参观改建后的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有了一个主权独立的、统一的中央政府。和历代王朝更替不同，这次最关键的区别是有了一个新型政党的领导。1980年完成的，由九名美国研究中国问题或者比较共产主义的美国专家联合写成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就把组织能力作为使中国的现代化格局特别地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征，中国政治制度为特定目的而动员技术和资源的能力，在现代化后发国家中是难得见到的，这个成功之处，应归功于“共产党和国家为特定目标而对技能和资源进行的审慎而有计划的动员”。

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这种组织能力，在不断探索救国救民之道的仁人志士那里是一个共识。这是后来中国学习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因为“一盘散沙”始终是萦绕在他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即使在那些留英留美归来的人士那里，也是如此。

比如中国现代政治学奠基人钱端升先生，和当时几乎所有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新中国成立前的他拥护民主而反对专制，但这并不妨碍他清醒地看到西式民主遭遇的危机。“民主国家之不能应付现代国家的经济问题，无法完成现代国家的经济职务，则实是民主政治难以补救，或者不能补救的弱点。”“由于民主政治是不宜于统制经济的，故民主政治的衰败将成为必然的趋势。”这里的“统制经济”说的就是国家来纠正和整合一盘散沙式的生产制度。

《觉醒年代》剧照

钱端升和当时不少思考中国工业化问题的学者一样，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要走国家来统合资源的道路。1941年，钱端升在文章中如此论述自己的理想：“我们早日产生一个贤能当道的强有力政府，由他来为人民谋普遍的福利，为国家储雄伟的力量；近则抵制个别的侵略，远则保障世界的和平。”

而在普通民众那里，虽然“自私自利”、公共精神的缺乏常被作为“国民性”遭到批判，但问题的另一面是普通民众面对的权力往往是掠夺性质的。毛泽东曾经总结过与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相对的“国民党的作风”：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

《觉醒年代》剧照

正如老舍先生《龙须沟》中“赵老”说的：“有了清官，才能有清水。我是泥水匠，我知道：城里头，大官儿在哪儿住，哪儿就修柏油大马路；谁作了官，谁就盖高楼大瓦房。咱们穷人哪，没人管！”

龙须沟是北京天桥东边的一条有名的臭沟，沟的两岸，密密层层地住满了卖力气的、耍手艺的，各色穷苦劳动人民。他们终日终年乃至终身，都挣扎在那肮脏腥臭的空气里。讽刺的是，这里的老百姓还要被摊派“卫生捐”。作品中“赵老”狂笑：“哪儿是咱们的卫生啊！”待字闺中的姑娘二春也质疑：“看看咱们这个地方，是有个干净的厕所，还是有条干净的道儿？谁都不管咱们，咱们凭什么交卫生捐呢？”而在思想保守的王大妈看来，这是“官事”，老百姓可不能随便质疑。可见，在一般老百姓的思想深处，官和民、“官事”和“民事”其实是对立的，只是官不好惹、不能惹罢了。

03

历史不能任意选择

对于新中国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开始，因为没有搞过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全新的事业，只能照搬苏联模式，一边倒，走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路子。

历史无法任意选择。当时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重点是发展重工业，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必需，也是中共领导层的共识。曾任重工业部钢铁局副局长的袁宝华就认为，战后恢复经济，好多国家都采取了重化方针。

没有燃料工业发展，不能给国民经济提供动力；没有原材料工业发展，不能使国民经济摆脱无米之炊的状况；没有机械工业发展，不能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发展提供技术装备。回顾“一五”计划时，他还感慨地说：我们不能忘记新中国走过的每一步，更不应忘记新中国是在怎样的“家底”下迈出了这艰难的第一步。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从1953年起，重庆进入轰轰烈烈的“一五”计划建设时期。图为重庆修建的西南第一家自动化织布厂——重庆六一织布厂

而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主编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谈到这个历史选择时也认为，就新中国的情况来看，在经济技术落后的条件下，要尽快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依靠市场经济的自然演进显然缓慢，而且充满不确定性。通过计划经济体制，采取高积累机制，集中配置资源，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则是务实可行的选择。这也是新中国的两大政治优势，即执政党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经济领域自然延伸。

事实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前的恢复国民经济阶段，一个具有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能力的中央政府已经发挥过巨大作用。比如，在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之后，过去因为货币贬值导致抢购囤积货物的社会虚假购买力一下子消失了，随之出现的是市场需求不足、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失业职工增加等现象。

长期在通货膨胀、商业投机环境下生存的私营工商业，因为不适应新的变化而发生了很大的困难。1950年5月中旬，全国各地工商业者都叫喊货卖不出去。武汉有资本家还写了一副对联，反映出当时工商界的心理状态：挂红旗五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

面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困难，国家出手了。因为当时城市工商业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原材料严重短缺和商品普遍滞销，调整公私关系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扩大对私营工厂的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这是国家对私营工业最有力的扶助。大中城市那些停工或者开工不足的私营工厂，纷纷恢复和扩大生产。这些措施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的色彩。事后看，这其实也是后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而最终确立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起点。

除了国家的加工订货，关键的举措还有收购农村土产。农民有了钱就可以购买城市的商品。没有收购土产这一招，城市的霓虹灯是无法重新亮起来的。而背后是国家组织的城乡交流。

随着农村土地改革在占全国人口一半多的新解放区的展开，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农业生产普遍恢复。农村中有大宗农副土产品需要推销出去，而城市工业品也需要销下去。据统计，当时仅猪鬃、桐油、茶叶、鸡蛋、药材等项，平均约占农业收入的百分之十，有地方占百分之二十，甚至更多。1950年公粮大概是二百二十亿斤，而土产收入即相当于二百四十亿斤粮食。也就是说，如果帮助农民把土产销售出去，农民的收入就相当于交公粮的数量。反过来，如果农民的土产销售不出去，还要交公粮，那么老百姓的生活就会有困难。

但是由于多年战争造成的城乡阻隔，大量土产品挤压卖不出去，农民手里没钱，工业品也推销不畅。1950年冬，华北区五省二市组织大规模的土产交流会，率先打开市场流通局面。至1951年春，共销售总值约合70亿斤粮食的土产品，增加了农民的货币收入。中央及时总结和推广华北的经验，要求各大区及省、地、县都举办土产交流会或产销会议，广泛吸收各地贸易部门、合作社、私商代表及手工业生产者参加。各地也鼓励私商下乡收购土产，推销日用百货。

活跃的农产品市场（图源：《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在部署1951年财政经济工作的要点，党中央把城乡交流放到了第一位。据统计，到1952年，广大农民共获得127.9亿元货币收入，比1950年的87.4亿元有了较大增长。农民手里有了钱，也就有了购买力，在各地举办的产销会上，新式步犁、喷雾器、小型抽水机等颇受青睐。上海、天津生产的毛巾、胶鞋、绒衣、搪瓷盆、暖水瓶等生活日用品，成为抢手货。

城乡经济交流的背后是统一的强大的政府的组织力。陈云就曾经评价城乡交流说：这是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提出过的，但却是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我们如果不管，怎么能算人民的政府。”

强大的动员和资源整合能力，在接收上海后的“米粮之战”、以工代赈救灾、社会改造等诸多事件中都有淋漓尽致的体现。计划经济体制是在客观形势的连锁反应和共产党对社会制度的“顶层设计”两者合力之下形成的，不是某一个人的个人意志决定的。比如，接收上海后的稳定物价，掌握粮食是关键，但当时主要依靠全国支援，也可以说是“四处求援”。

正是在打赢上海稳定物价之战后，1950年3月4日政府公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全国各地所收公粮，除地方附加粮外，全部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随着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绝大多数农民加入农业合作社，资本家从原料和市场两头受到严格控制，除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外，实际上也没有别的选择。

04

开启现代化新征程

对于苏联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中共领导层很早就觉察到了。这里有很多现实生活中的生动例子，比如公私合营后，北京东来顺的涮羊肉就没有以前那么好吃了。为什么？陈云有一次专门解释道：

“就是我们轻易地改变了它的规矩。它原先只用三十五斤到四十二斤的小尾巴羊，这种羊，肉相当嫩。我们现在山羊也给它，老绵羊也给它，冻羊肉也给它，涮羊肉怎么能好吃？羊肉价钱原来一斤是一块二角八，合营以后要它和一般铺子一样，统统减到一块零八，说是为人民服务，为消费者服务。这样它就把那些本来不该拿来做涮羊肉的也拿来用了，于是羊肉就老了。本来一个人一天切三十斤羊肉，切得很薄，合营后要求提高劳动效率，规定每天切五十斤，结果只好切得厚一些。羊肉老了厚了，当然就不如原来的好吃了。”

那些个体工商业，比如民间做雕刻的，北京的馄饨摊，上海弄堂里的白糖莲心粥，也要搞“统一进货、统一经营、统一核算”，抛弃单独经营方式，结果也是质量下降，产品就不如原来的好。

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上致开幕词

从后来者的眼光看，问题的关键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行不行？中共的领导层认识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中共八大上，领导人们就纷纷提出一些新的设想，比如“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等。

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这条道路在改革开放这场伟大觉醒之后找到了，就是邓小平说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道路让中国人过上了小康生活，让中国彻底摆脱了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之所以说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觉醒，就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上，突破了过去的计划经济和所有制的意识形态禁区，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巨大飞跃。没有这个飞跃，农村生产力解放不了，民营经济发展不起来，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经验也进不来。这个突破的过程并不容易，经历了不少曲折，也付出了不小代价。

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这个他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重要政治交代中，计划和市场不再成为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或者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是共同富裕。

1992年岁首，邓小平同志在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参观（图源：新华社）

计划经济体制成为了历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动员能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仍旧保留了下来。也就是说，告别了过去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充分发挥了市场竞争的激发经济活力的作用，同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政权仍有应对重大风险和办大事的能力。

这种能力让中国经受住了2019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按照时间表准时兑现了全面建成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政治承诺。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这种能力在更实质性地推进共同富裕等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方面，仍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现在，最关键的是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与时俱进拓宽这条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