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鞍钢机械总厂的革新能手王崇伦（右一）和工人们一起研究改进工具和生产的方法

1960年8月16日，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在军乐团演奏的苏联乐曲《马刀舞曲》映衬下，周恩来总理在各桌间巡回，端着酒杯向每一位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祝酒，对他们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

随着乐曲声落，在这场以周恩来个人名义举办的告别宴会上，全场响起长时间的掌声，更有一些苏联专家泪洒当场。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样一句口号，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可以称得上妇孺皆知。

1950年2月，中苏正式结盟后，两国大范围的广泛合作与援助计划随之展开。从1949年到1953年，在接受苏联的直接援助之外，向苏联学习的政策主张也在坚定推行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继而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也逐渐成形—这无疑提振了国人的信心，进而在全国范围内，更为普及地推广对苏联经验的学习。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在赫鲁晓夫新政策的影响下，中苏关系进入到更为亲密的阶段。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领域，包括冶炼、石油勘探和机械工具等方面在内，有4000多项苏联技术通过两国合作交流的方式，输入中国。

和中苏关系的进一步升温发展相适应，中国也愈发强调向苏联学习的重要性乃至必要性，向苏联学习在全国范围内成为共识。

但随着时间进展，苏联模式的缺陷也在持续暴露，经验积累起来后，自主的呼声也在增强。

工业化“华山一条道”

建国初期，新中国的工业力量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苏联的直接援助发展起来的，学习苏联运动的重点自然也是落在经济领域。从1949年到1953年，中国侧重于学习苏联经验，以尽快恢复经济。

1952年编制“一五”计划时，中国就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建设战略。因此，在国内特别着重学习苏联工业化建设的理论、具体经验和技术，借鉴建构相关的基本制度，来完成“一五”计划目标。

经济基础极其孱弱，又面临西方国家外部封锁，必须看到，对于当时的新中国，要想实现工业化，效仿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几乎是唯一选择。

发展重工业，要有大量资金支持，而要在短时间内将有限的资金集中起来，只能实行集中式的财政、金融和投资体制；发展重工业也需要大量的工艺技术和管理人才储备，这要求必须采用高度集中的劳动人事制度，对大专学生统招统分；为充分保障粮食、原材料和能源物资的供应到位，还要求对主要农产品建立统销统购体制，对煤炭、生铁、铝和木材等物资建立高度集中的调拨体制。

发展重工业需要苏联的援助，这也要求中国在经济体制、工作方法、工作程序上，与苏联方面保持衔接。苏方何时交货、何时进行设备安装及试运行，都要按照计划来一一对照执行。中国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性，逻辑就很清楚了。

当时技术干部非常紧缺，严重制约着国家经济的恢复。新中国从国民党手里接收的工程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总共为2万人左右，其中大部分人的政治思想需要教育改造，甚至还有一些顽固的反动分子。在新中国率先恢复建设的鞍山钢铁联合企业，70位工程师中有62人是日本技术人员，是伪满时期遗留下来的。

在人才层面，自力更生尚需时日。有大批苏联专家参与在华生产建设和指导工作，他们的到来，缓解了燃眉之急。同时，新中国初期的国家管理制度，大体都是依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经验，和更为先进的技术，无疑加快了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速度，使得参与经济建设的各行各业显露出向上的新气象。

日式炼钢到全面仿苏

在重建最为关键的基础设施方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钢铁工业勉强能修复生产的仅有7座高炉、12座平炉和22座小电炉，生产能力所剩无几。

战争创伤对新中国工业基础的破坏是巨大的，由于工业设备不配套、分布不合理和供销不畅通的缘故，即使在相对完好的工业企业，设备利用率也不到50%。

聚焦在钢铁工业，经过苏联专家的指导，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全国各地钢铁企业的产品合格率获得极大提升，甚至还有部分企业炼铁炉的生产能力，突破了最初设计时的产量。

前身为西北炼钢厂的太原钢铁厂，在解放前年产钢最高仅1.6万吨。作为一家大型国营钢铁联合企业，从1949年10月至1955年底，该厂共计接收包括煤焦化学、炼铁、炼钢、铸造等方面的49位苏联专家先后进驻。苏联专家们提出技术改进建议超2200件，落实这些建议，遂成为太原钢铁厂学习引进苏联技术的主要方式。

但职工能否真正听取苏联专家的建议，关系到技术改进的效果。在当时，这并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在1949年之前，工厂、矿山的技术思想和操作规程因袭美、英、日等国为主，工程技术人员大都对这些国家盲目崇拜，而对苏联的生产经验和理论持抵触或怀疑态度。

具体到太原钢铁厂，早期对苏联专家的轻视更是严重。1945年对日抗战胜利后，山西的阎锡山留用了大量日籍工程师从事技术研发、指导工作。太原解放后初期，该厂仍有数十位日籍技术人员居于高位，本土的高级工程师亦普遍具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因此，太原钢铁厂长期奉日本技术为圭臬，苏联技术无法获得职工的认同，专家建议亦遭到排斥抗拒。

在共和国建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国各地的厂矿领导普遍缺乏管理大型工业企业的经验，对生产事务并不熟悉。在太原钢铁厂，厂内的领导干部也存在这一问题，对于落实苏联专家的建议缺乏重视度。更有甚者，苏联专家来考察时，由于陪同人员技术水平不高，不能充分理解专家的建议，致使相关记录存在不少错误或疏漏，由此严重影响建议的贯彻落实。

但太原钢铁厂在组织职工现场观摩苏联专家的技术演练后，员工们亲眼见证了苏联技术的优越性，先前的态度有所转变。如一位苏联专家赫力浩夫采用镁砂烧结炉替代日本冷打炉底，在缩短冶炼时间的同时，还延长了炉体寿命，使得炼钢部职工感叹：“还是人家行，到底是苏联比日本的技术高。”

不仅如此，苏联专家要求炼钢部将平炉炉底刷成白色，煤气一旦泄露，很快便可被发现，从而有助于降低生产事故的发生率—专家们提出的这种看似微小的建议，基本都发挥出重大的作用。电炉炼钢部冶炼、出钢、焦作、锻造等流程全部采用苏联技术并胜利出钢；苏联专家迅速设计出铸钢厂房图纸，这些肉眼可见的改进和优化，对太原钢铁厂的干部和职工触动很大，由此激发起职工学习苏联技术的兴趣。

中央钢铁工业局高度重视各厂家对苏联专家建议的执行情况。在钢铁工业局的指导和敦促下，太原钢铁厂也愈发重视苏联专家的建议，落实推广措施亦得到补充完善。那些对苏联技术持怀疑态度的职工逐渐信服，在炼铁、炼钢、耐火等环节，对专家建议的执行率高达80%以上。

通过落实苏联专家的建议，太原钢铁厂扩充了产品生产种类，能够冶炼的钢种由解放前的1种增至1955年的27种，平炉、全炉报废事故近乎消灭。综合来看，该厂贯彻落实苏联专家建议的机制日臻完善，逐渐实现由日本技术主导向推广苏联技术转变。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太原钢铁厂成为当时全国唯一掌握矽钢冶炼技术的企业。

应该承认，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移植到国内，适应了当时集中力量有限发展重工业的需要，保证了“一五”计划的顺利实现，完成了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战略任务。根据公开数据显示，到1957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时，中国的社会总产值相比1952年增长了70.9%，其中农业产值的比重下降至33.4%，而工业产值的比重则上升到了43.8%。这期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8%，而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5%，相较过往历史，这是工业与农业增长最快的时期。

到此时，新中国初步建立了全国工业体系，电子、船舶、有色金属等行业相继投资建成，而包括飞机和汽车制造业等过去没有的一些重要工业部门，也都实现了从无到有，新中国经济以农业、轻工业为主的产业格局得到升级。需要承认，通过全国人民向苏联的学习，中国的国家经济结构和工业技术水平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但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无条件适合中国的。自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以来，针对苏联经济发展中的失误，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暴露的缺陷，中国都提出了走自主工业化发展道路的主张。可由于在治理经验方面的欠缺，加上长期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在实践中，难以迅速走出一条自主工业化的路子。

1956年7月14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出一批国产解放牌载重汽车，全厂职工夹道欢呼

淹水事故暴露苏联经验局限

特别是移植苏联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模式，在50年代，使中国的轻重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合理比例、结构受到一定损害。随着反思学苏运动的声音越来越高，河南焦作中马村竖井工程建设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在往后的工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不容忽视。

1955年9月20日，焦作市东郊。在距离市区8公里的太行山南麓冲积坡地上，中马村竖井主井正式破土开工。作为“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华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中马村竖井被寄予相当高的厚望和意义：该矿井建设投入生产之后，将为新中国快速发展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供给输送大量能源。

在矿井开工典礼大会上，参观的人们高声喊着：“一年后就见煤了！”按照计划，中马村竖井工程项目计划在1959年前完工，设计年产煤90万吨。并且，在苏联的援助下，竖井将实现全部生产过程高度自动化和机械化。

始料未及的是，开工后，中马村竖井的建设之路坎坷，历经事故、停建等波折，延至1970年7月，才简单投产。其中，尽管苏联专家曾在援建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却也是在其消极影响下，导致了竖井1958年两次淹井事故的发生，造成中马村项目长期亏损，带来相当大的经济损失。这也暴露了苏联专家技术经验的局限性所在。

必须要看到，中马村竖井是在苏联专家的直接帮助和参与下建设起来的。1955年下半年，来自苏联采矿、机电等方面的工程师陆续到达竖井工地，开始指导工程建设，使得苏联经验在工程技术、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等各方面得以传播开来。然而，煤矿工程建设复杂性极高，同时在客观上，焦作煤矿还存在井深、岩石支离破碎等特点，给施工建设带来巨大困难。

可在竖井建设期间，苏联专家从设计环节开始，就对该矿井项目的实际推进产生了偏差。就连苏联方面也认识到，“到中国考察结果表明，由于人选不当，把一些专业水平不高的顾问派到了中国。”对中马村竖井的设计，是专家们在苏联进行的，并没有对中国国情进行详尽参照，却有意识地想要把其建设成为中国的“顿巴斯”煤田，因而在排水设计上存在不合理之处。

苏联专家未对中马村竖井的地质状况予以重视，也没有吸取此前开采煤矿的教训，最终麻痹了自己，在面对两次突如其来的淹井事故时，明显准备不足，没有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淹水问题。同时，在设计时，矿井水平标高不合理，并不符合生产要求，使得留煤过多，造成煤炭资源浪费。并且，井筒位置设计也有不科学之处，埋下运输线过长、通风任务大等隐患。

1958年3月23日5时许，竖井在水下掘进临时水仓时，煤层底板发生突水事故，涌水量达105立方米/分钟，造成经济损失134.6万元。等到9月9日，矿井积水被排至井底，矿井才开始恢复建设。可同年10月17日，在掘进井下电机车车库时，又发生了第二次淹井事故，使得竖井建设再次中断，标志着苏联援建竖井工程的彻底失败。

中马村竖井项目由此“停建下马”。面对复杂多变的地质状况，没能制服淹井的苏联专家陆续撤离。在撤离时，专家们以“矿井的水文地质资料不清”为由，对矿井宣判“死刑”，认为中马村竖井不能再生产，矿井将被永远废弃。

在这种情况下，焦作市委和矿务局没有放弃排水的努力，对中马村矿进行数次设计修改，并在井下勘察时掌握了每分钟水位上涨45厘米的第一手水文资料，为排水复矿创造条件。终于，1970年7月10日，中马村竖井历时十多年的建设，终于简易投产。随后1971年和1972年，竖井又进行了扫尾工程的建设，使得竖井达到年产100万吨的成就。

可以说，上述苏联援华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为“一五”计划完成新中国工业布局结构，发挥了主要作用。

同时也应看到，它们都是在发起学习苏联运动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始的。进入自主建设阶段后，新中国学习反思外国技术、体制与独立自主的过程，为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找到适合自身现代化的新体制，奠定了基础。

1956年，辽宁鞍山钢厂工人冶炼钢铁

“以我为主”探索新经济模式

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指出要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对苏联经验进行科学分析。中共领导人开始公开批评苏联的一些错误做法，表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方针逐步转为“以我为主”。

从宏观层面来看，通过对苏联的这种强调动员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效仿实践，中国成功建立起单一公有制结构，将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收归国家所有和支配。

但与此同时，弊病也很快显露出来：在经济活动中摈弃和排斥市场力量后，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相互促进和补充也随之消失；行政权力驱动的计划管理之下，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受到损害和打压，特别是地方和基层组织生产的积极性，遭到很大程度上的压制。

公有制经济不要一纯到底，从对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辩证否定和突破出发，这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先声。到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围绕领导人反复强调的“以苏为鉴”，中国就宏观经济的制度设置、机制运行和发展模式等不同方面，开始新的探索。

特别是中共八大规定，关于总体经济模式，在主体实行集中经营的前提下，允许一定范围内的分散经营作为补充。

要超越苏联模式的局限，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系统性探索，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不懈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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