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110年,未完成的革命

中国并不“古老”“顽固”,她善于接受变化,那么,在这片土地上升腾起来的,那些向善的、为公的希望,也就不会消失。


作者:董可馨 日期:202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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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革命军占领武昌城后,军政府挂起象征十八省团结一致的十八星军旗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庆亲王奕劻的长子载振以镇国将军的身份出差,路过天津时,广招歌妓陪酒,迷上了名伶杨翠喜。以直隶候补道充北洋陆军统制的段芝贵看在眼里,出重金买下杨翠喜,待第二年春,奕劻在北京做寿时,将她带进京献给载振。

“巧合”的是,同年,东北建省改制,段芝贵升任黑龙江巡抚,从四品一跃为正二品。这明显的不正常提拔被人注意,御史赵启霖上书弹劾,将段芝贵购买杨翠喜赠于载振的事抖了出来,舆论大哗。

这件事情背后并不简单,有一说是,军机大臣瞿鸿机、地方实力派岑春煊进行了运作,希望借此案打击袁世凯和奕劻。民间舆论发酵,慈禧为难,勒令成立调查组彻查。

调查组下去一番调查,结论竟是全无此事,杨翠喜正在别人家服役。御史被呵斥,革去官职,朝廷并警告其他官员,不要“挟私参劾”,污蔑朝廷命官。对于仍为赵启霖说情的请求,慈禧严辞回绝。

另一边的载振却心有不安,不好高调,自请辞职,暂避风头。朝廷同意了其请求,但仍然对他的“才识稳练”夸赞了一番,最后明示他安心等待日后再次启用。瞿鸿机、岑春煊出师未捷,反噬自身,于当年相继被罢。

这场发生在1907年,被称为“丁未政潮”的风波,轰动一时,当时,“新政”已开始六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不久,预备立宪也进入筹划阶段,但这一风波对义和团运动后权威大扫的皇室再次造成不好影响,加剧了时人对朝廷的失望。

朝廷的改良调门喊得高,虽意图“纷更旧制”,于废科举、兴学堂、练新军、设谘议局等方面多有作为,但整体观感和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在殷殷立宪期望中,皇族内阁出世,被看作朝廷紧抓权力愈急的丑态毕露。

民间日子也不好过,改革所需费用浩大,而朝廷欠款、借款日多,财政难以支持,摊派愈多,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得又厉害,贫富对立尖锐,社会情绪焦躁而愤怒。

社会各界对皇室和改革充斥着不信任,商界、学界、包括部分满人、高官在内,不满日盛,他们或寄希望于改良,或意图革命,总归是要变一变现状的。1911年5月2日,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致总税务司安格联一封信,其中道:“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就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

在这种氛围下,社会情绪易燃易爆炸。1911年的5月,铁路国有政策出台,朝廷突然宣布原本民有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引起时人震惊,抨击政策过于反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宋教仁撰文疾呼:“粤汉、川汉铁路为民有、民业者已久,固亦清廷所特许者,纵或以其路线为一国枢干,理宜干涉,亦只应明定法令速其造路之期襄其营业之法已耳。借口政策而蹂躏人民已得权利,其与杀人越货者何异?抑实施此国有政策时尤宜审量国家财政力量,苟不得良善之财源则亦不得贸然为之。”

由“保路运动”而起,争权风暴开始向其他领域扩散,并弥漫至政治方向。而5个月后,于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城头响起的,在日后看来标志着辛亥革命开始的关键事件,似乎是“意料之外,事理之中”地推倒了王朝覆灭的多米诺骨牌,此后各省纷纷响应,不出三个月,改天换地,民国遂成。

学者萧功秦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由漫不经心的改革的失败所导致的不成熟的革命,不成熟的革命使中国陷入一盘散沙的状态。草蛇灰线,辛亥革命的发生与意义是长程的,其影响波及久远,以至于今。

如今,110年已逝,当年革命者所期许的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后人检讨之,能看到的应当更多。


从理念到实践,权力的再分配

辛亥革命与以往的改朝换代有着根本的不同,西风东渐,现代意识输入,知识精英超越了一家一姓的朝廷观念,萌生了国家意识、民权意识。“天下为公。”变革由观念引领,它期望一个平权、公正,符合民主、民族、民生诉求的现代文明中国。

理念走入实践,实质上要引起权力关系的变化。改革中权力关系处理的恰当与否,直接关系秩序能否平稳,也关乎理念如何落地。

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历史,有两类关系非常重要:中央-地方、外朝-内廷,前一类,是如何保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后一类,是最高权力如何维持自身的安全。这两类关系决定了国家主要的制度安排和权力分配的方式。

唐毁于藩镇做大,明失于宦官当政,有清一代,皇帝勤政,于前朝教训多有注意,但清朝末年,权力格局和权力关系也不能不发生变化。

地方上,太平天国时期,督抚势力崛起,并开始军事化。从曾国藩开始,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袁世凯,国之重臣,无不是手握重兵的权臣。实权人物拥有军队以为自己权势的依凭,中央实质上无力控制。

庚子事变时,两广、两江、湖广、闽浙在内的各省不愿对外开战,抛开北京,从权行事,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员与英国公使展开活动,酝酿东南互保,慈禧冲动下与十一国的宣战,不过是一场只属于北京的孤身之战。

朝廷注意到此问题后,也着意收缩督抚权力,加强中央军权,但地方督抚和新军的关系脱离,一旦新军反叛,督抚也无力回天。以学者李细珠的研究,各省新军起义,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广西巡抚沈秉那样转向革命阵营的地方督抚是极少数,大多数督抚仍有效忠清廷之心,却无控制新军之力,无法镇压革命,最后自杀的自杀、被杀的被杀、去职的去职。

在朝廷,庚子事变后,中央的权力结构翻转,汉人改革派与温和派的力量被削弱打击,一批年轻满族亲贵重新占据要职,但他们多盲目而无能,皇亲贵胄中最关键的两号人物,奕劻贪渎、载沣遇事不决。溥仪在《我的前半生》写:“我的弟弟曾听母亲说过,辛亥那年父亲辞了摄政王位,从宫里一回来便对母亲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母亲被他那副轻松神气气得痛哭一场。”三言两语中,可窥这位监国摄政王的形象。

当晚清的中兴名臣李鸿章、张之洞、恭亲王奕䜣等相继老迈去世后,朝中更罕有能人干臣。以陈寅恪的观察,同光年间朝臣中“清流士大夫,虽较清廉,然殊无才实,浊流之士大夫略具才实,然甚贪污”。丁未政潮后,“南岑北袁”之中的岑春煊失势而离京养病,袁世凯入军机,朝中除他,已看不到多少有作为的人。1911年5月8日成立的责任内阁,13名国务大臣中,满族9人,皇族7人,被时人讥讽为“皇族内阁”,也是朝中无人的真实反映。

1908年,光绪和慈禧前后脚去世,载沣摄政,立马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可他依然能安然钓鱼。重新回来主持改革时,袁世凯于预备立宪非常用心,他拟撤销军机处,将内阁作为行政总机关,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两人,各部尚书是内阁政务大臣参知政事。

张謇的亲信刘厚生以为,袁世凯如此热心预备立宪,最关切的,是想借改革官制的机会,重组决策集团,掌握用人权。责任内阁制由首相组阁,各部大臣由首相推荐,他们组成中央政府后,再改革各省官制,拥护庆亲王做内阁总理,他自己做副总理,庆王老迈无能,用人之权实质上操之于袁世凯之手。

1911年11月1日,皇族内阁在起义声中集体辞职,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已是当时能左右局势的唯一关键人物。朝廷希望他与革命党谈判,革命党寄希望于他终结清廷命数。

隆裕太后召见袁世凯时说,庆亲王和其他臣工毫无主意,全交于袁内阁,务必保全她们母子性命,感激不尽。

革命党这边,元老们纵使知道袁不可信,仍不得不将希望寄托于他。黄兴致函袁世凯,希望他做中国的华盛顿;宋教仁声称袁如能反正,“将来自可被举为大总统”;孙中山也呼吁,如果能通过袁世凯实现和平的、不流血的革命,“胜于用兵十万”。11月30日各省代表联合会在汉口英租界举行,决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

当时的局面是,权力重心落于袁世凯一人的身上,成长起来的新军将领,在辛亥革命后成为地方都督,占到全国都督总数的一半,这些人,也只有袁世凯能协调控制。

可惜的是,在袁世凯生前,没有推动形成一个相对平衡的政治架构,反倒不断利用手腕,瓦解了宪政安排,集权于一身,重回帝制。当袁死后,再无权力重心,力的政治取代法的约束,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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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反对的改革?

以学者罗志田的观点来看,辛亥革命的发生,朝廷失信于人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在中国的小政府传统下,中央政府治理能力有限,也没有集全国之力,应对现代战争的动员能力,而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也并不鼓励国家与民争利、对外多欲。

“追求富强”是个新理念,实则清廷所面临的挑战是结构性的,它是拖着几千年农业文明的老迈臃肿之躯,对抗年轻的现代工业文明。又因为中国之大,各地一齐反应的难度很大,所以近代一直有地方自治的声音,湖南也是率全国之先主张独立自治,声势很强的地方。

模糊或者清醒中,清廷的改革举措里很多面向现代化。在遗老眼中,清朝亡国有“三妖”:新军、留学生、谘议局。直接促成清王朝覆灭的,也的确是武昌的新军起义。从这个认识来说,清廷死于自己的改革之中。

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以一亚洲小国打败了庞大的欧洲国家俄国,给时人极大震惊,检讨原因,不少人认为要害在于日本是立宪政体,所以清末以来的改革,宣称以立宪为取向。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两广总督岑春煊上奏朝廷,提出在中央设立资政院(上院),变通督察院为国会(下院),另外,各省设立谘议局,作为官民合议机构。其后,袁世凯提出更完备的方案。

当谘议局真正要落地的时候,地方督抚多持观望态度,揣摩朝廷意图,立宪派活跃的地方,谘议局便有推进。谘议局第一届会议时,浙江巡抚增韫对其赞誉有加,上奏称“自开会以及闭会,其间秩序井然,实能共摅忠爱,以图富强之基”,但后来和谘议局产生争执后,再次上奏已是另一种态度:“我国向无此制,议员胸中茫然,尚不知何者为应议之事。”没有公共讨论的传统,立宪的根便无从生长,需要时间培育。

立宪的问题没有在清解决,也没有在民国真正解决,宋教仁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其实,指望通过立宪来解决庞杂的社会问题、国际问题、经济问题,也的确期许太多,它所能解决的问题本就是有限的,主要是权力的制约,至于民族自立、民生改善问题,以及其他现代国家生活所需要的制度,还有很多很多,其中一些,从清末就开始做了。

比如为建立全国性的财税体制,清廷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内容包括:清查地方财政状况,编制全国财政预算案,集中财权于中央;整顿旧税,开征新税,进行国地税划分的筹划;设立银行,改革币制,建立近代审计制度等。这些改革内容,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属首次,其财税改革思路也延续到民国。

再如统一的全国性的、现代化军队。朝廷并没有全国统一的军事力量,虽然建立了四支舰队,但相互之间彼此独立,也没有协调关系,甲午海战,北洋独力抗争,南洋舰队、广东舰队都守在自己的防卫区,完全没有支援的意思,所以有“甲午海战是李鸿章一个人和日本打”的说法。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废除武科举,在北京成立练兵处,袁世凯掌握练兵处的实权,各省成立督练公所,领导各省编练新军。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就是最先成立的新军。张之洞也在湖北编练新军,招募洋管带操练,派人出国学习,设立陆军学堂,建成“湖北常备军”,效果显著。张之洞无不自豪地说:“湖北自丙申以后,即尽摒弃旧习,以西法练兵,故今日湖北陆军,东、西人来观者,皆言甲于各省。”

他们两人练新军成果突出,成为全国楷模,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清廷令河南、山东、山西选送军官到直隶受训,江苏、安徽、江西、湖南选送军官到湖北受训。

至于新军颠覆了王朝,自然是改革者所没有预料的。由此观之,国家、国民、统治集团其实不同,国家要强,国民要富,统治集团要安全,这三重逻辑并一定完全重合,改革的目标与改革的结果之间充满冲突与意外,所指向的,更不一定是某个预期的实现。

皇族内阁的组建,很明显是以皇权安全为目标的动作,但它反而招致了各界反感,加速了革命的到来和皇权的颠覆;朝廷以富强为追求的现代化改革—“亡国三妖”,虽然断送了王朝的命,但清廷覆灭后清皇室还得以善终,避免了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悲剧,也不能不说,是它从对自己的反对中,获得了另一种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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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伟业》剧照


妥协与让步的B面

辛亥革命在根本上改变了政治制度,也是对绝对权力逻辑的一次更新的尝试,同时没有发生大的流血冲突,没有造成以前改朝换代那样的大动荡和人口减少,这一点放在中国的历史周期中来看,并不常见。

在中国的传统帝制时代,最高权力的垄断程度在世界范围内较重,围绕权力的斗争也特别残酷,为了争夺帝位,皇室兄弟之间自相残杀,前有晋代八王之乱,后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不胜枚举;民间稍有可能,也不会踏实地坐以待毙,“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些想法在普通中国人那里没有太大障碍。

改朝换代往往意味着生灵涂炭。按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中国人口史》的估算,西汉末年,王莽大乱,到东汉建立时,人口减少近三分之二;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三国纷争,世局动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人口又骤减一半以上;由隋末至唐初,人口再次减少一半;唐末安史之乱,人口又剧减近一半;宋元更替、明末农民起义、清末太平天国起义,人口无不大量减少。

辛亥革命做到了较为和平的权力更替,皇室也没有受到戕害,已与现代文明观念的输入有莫大关系。后来进入军阀时代,反袁、反复辟、直皖、直奉四次战争中,真的被指控为战犯,加以逮捕追责的,并不多,因为都不愿对彼此下狠手。四川的军阀间打仗时,甚至出现过两支军队在川渝郊外激战时,双方军官却在同一张桌上打麻将,两方的下级到桌子上来报告战争的情况。战争结束,胜利的一方还会保护战败的一方周全。

这场在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意义上都并不彻底的革命,少了些你死我活的争夺,背后是大量的妥协。

辛亥革命(广义上的)在早期,种族革命的号召是要强于政治革命的。同盟会的官方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但根据辛亥元老李书城的回忆,同盟会在宣传革命时,只强调前两句,而很少提后两句。

陈天华的《猛回头》,将中华祸乱追溯至异族进入,千年来汉族以众受制于寡,是因为“不晓得种族主义”,既如此,他要唤回汉族意识:“于今这满洲灭了我中国,难道说我们这些人就不想恢复了吗?”邹容的《革命军》认为只有革命才是进化为文明强大国家的方法,而要摆脱弱小受奴役,需要“脱满洲人之羁缚”。“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历史旧事也被翻出宣传。

显然,要进行广泛社会动员,需要借助最朴素的情感;以公理和文明相号召,现实的动员效果有限。所幸,辛亥革命在后来没有滑入种族革命的深渊,而是以“五族共和”代替了“驱逐鞑虏”,从文明的方面看是进步,从现实的方面来看,也与可以作为袁世凯内逼清帝退位、外向革命党争政权的谈判筹码,得以被保留有关。当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发表对外宣言,于其中承诺了对满人的保护条款。

钱穆先生于乱世中写作《国史大纲》,满怀感情地在序言中写道:任何一国之国民,当需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所知后,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既不会对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认定其一无是处,也不会抱持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自信我们已站在已往历史的最高顶点。

如今回望,辛亥革命确留有各种遗憾,民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里,立宪理想一直被权力政治扭曲,国家也深陷于国弱民贫的泥沼,又受到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伤害,但若对辛亥革命史和近代史略有所知,便不能不对时人抱有一种温情的敬意,曾经的革命者没有做到的,后人是不是还有当年的勇气继承之。

辛亥革命的功绩之一,是将共和的观念深深扎入中国社会,并且再也不能使中国人甘愿做奴隶,各种迎回皇帝的试探,从此无不失败。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并不“古老”“顽固”,她善于接受变化,那么,在这片土地上升腾起来的,那些向善的、为公的希望,也就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