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1日，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华盛顿会见特朗普时，特朗普向参会者展示剪报（图/视觉中国）

特朗普，再一次把椭圆形办公室变成一个“流氓戏台”。3个月前，受到羞辱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一次，受害者是南非总统，拉马福萨。

5月21日，金碧辉煌的白宫，远道而来的拉马福萨，带着南非两位传奇高尔夫球手厄尼·埃尔斯（Ernie Els）和雷蒂夫·古森（Retief Goosen），这位黑人总统微笑着，以为这番好意，能换来一个友好温馨的白宫会晤时刻。

殊不知，特朗普早已精心布下陷阱。

当记者问出“怎样才能让你（指特朗普）相信南非不存在白人种族灭绝？”气氛便急转直下，特朗普拿起了电视遥控器，打开办公室里的电视，指着画面，在众目睽睽质问拉马福萨，随后又展示事先打印好的剪报，指称南非白人农民正在遭到大规模谋杀：“死亡！死亡！可怕的死亡！”

事后证明，这不过是无中生有的指控，一些视频画面并非发生在南非；被认为是白人坟墓的十字架，也不过是抗议活动的画面。但这对特朗普来说并不重要，他想要的，只是当着全世界的面，羞辱一下远道而来的客人。

卑鄙、阴险、恶霸……这样的字眼，频繁登上媒体头条。《卫报》称，就像《007》电影中的恶棍用有毒气体惊吓客人一样，特朗普向拉马福萨推销他的“白人种族灭绝”妄想症。

从泽连斯基到拉马福萨，椭圆形办公室这一方小小空间上演的一切，隐喻着美国这个国家，正通过特朗普的行为举止，向全世界肆无忌惮地释放自身的恶霸和流氓属性。

国际舞台上发生的一切，无论是对他国主权的侵犯（加拿大、格陵兰、巴拿马等），抑或向全世界挥舞关税大棒的经济威胁，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政治学家戴维·希尔凡（David Sylvan）就把美国比作“一个手持手枪、体型庞大、力量强大的长不大的孩子”，他同时提出疑问：“你们该如何应对？”

曾经，美国以“流氓国家”（rogue state）之名，对其他国家实施制裁、惩罚和封锁，但现在，全世界正在凝聚一种呼声，各国应当像对待“流氓国家”那样，认真对待美国。

流氓国家

曾几何时，美国外交口径经常把“流氓国家”套在某些国家的身上，譬如伊朗、朝鲜和叙利亚。

根据牛津词典的定义，所谓“流氓国家”（rogue state），指的是破坏国际秩序，以及对别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Rogue”这个词，原本指的是“恶霸”和“恶棍”的行为个体，动词“go rogue”，是一种做出危险而且偏离行为规范的行为，但美国创造性地将其纳入外交体系。

流氓国家，与其说是一种客观事实的描述，不如说是一种主动塑造的战略。

1989年的最后几周，美国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开始寻找新的后苏联军事战略。他认识到，柏林墙倒塌后，美苏冲突已经难以为继，此时需要构建一种新的威胁，在一个没有主要对手的世界中，为美国“保持超级大国的能力”继续提供动力—那就是与崛起中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对抗。他提出“基本部队”这一概念，由160万现役人员组成，避免白宫和国会削减五角大楼的预算。

几周之内，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就开始谈论装备精良的第三世界敌对势力所构成的威胁。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化学和生物战逐渐为人所知，“流氓国家”的概念便在智囊团和媒体中占据一席之地。1993年克林顿上台后，流氓国家威胁成为克林顿政策的决定性主题。前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开创性文章，宣称：“我们的政策必须面对顽固不化的非法国家的现实，这些国家不仅选择置身于国际大家庭之外，而且还攻击国际大家庭的基本价值观。”“美国现在有责任‘化解’和‘遏制’这群新敌人，就像当初遏制苏联那样。”

对美国军事机构来说，流氓国家理论的确有效，它为年度预算申请提供了坚实的依据，也为军事规划提供了连贯的基础。国会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流氓国家模式，为实施海外战略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总统和高级官员在公开讲话中经常提到流氓国家的威胁，智库出版物和大众媒体更是广泛使用这一说法。

也是在克林顿时期，“流氓国家”成为惩罚那些违反“美利坚治世”（Pax Americana）的国家的工具，也是强迫各国站队的重要准绳。“流氓国家”这个概念，在克林顿政府末期被废除，但相似概念并没有绝迹。9.11袭击后，布什政府用“邪恶轴心”取而代之。

在美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看来，冷战后“流氓国家”的制定和鉴别体系，给了美国和一些主流国家“既是球员又是裁判”的便利，因此，美国秩序在此基础上有一定的伪善意味。

这样的国际秩序，让美国在塑造自己成为秩序守护者的同时，也诞生出一系列其他国家难有招架之力的军事、外交及情报实力。

乔姆斯基认为，美国这样的霸主，在维持自身创立的秩序时，是难以做到完全公正的，美国自身的利益，在这种秩序中也是被优先考虑的。

这个秩序的矛盾之处，也许能道出如今美国蜕变的方向。2020年，《外交事务》曾刊文指出，美国并不会维护自身作为自由国际秩序领导者的地位，或退出已有秩序并适应“后美国时代”的多极世界。相反，它最有可能的轨迹是：成为一个超级流氓大国，既不是国际主义者，也不是孤立主义者，而是咄咄逼人、实力强大，并且越来越为自己着想。

特朗普与其说是这种愿景的设计师，不如说是助推器。

特朗普重返白宫短短几个月，美国的取舍已经很明显：当美利坚治世和美国自身利益冲突时，它将毫不掩饰地满足自身利益，甚至践踏过往自己参与制定的国际秩序规则。

“在特朗普审视的世界里，只有两种国家，一种是强国，一种是弱国。”作为丛林法则的信奉者，特朗普除了通过外交手段达到个人敛财目的之外，也认为即使面对是盟友中的弱国，也可以完全不讲情面。越来越多美国的传统盟友，或明或暗地把美国当成一个潜在的“恶棍国家”。

在很多层面，美国的行为与它所定义的“流氓国家”有着高度重合：单方面把墨西哥湾修改为“美国湾”，对加拿大发出兼并领土的威胁，对欧盟国家丹麦施加压力试图夺走格陵兰，对乌克兰索要稀土金属资源……这些不尊重盟国主权的行为，在过去几乎难以想象。

万斯的启示

美国何以至此？比起万众关注的特朗普，他的副总统万斯，也许能带来别样的启示—正是流氓国家理论和美利坚治世的内在虚无，改写了这个年轻人的世界观，也改变了美国的历史走向。

在椭圆形办公室，泽连斯基遭美国高层官员集体羞辱的画面，会被历史所记住，而那个率先发难的万斯，才是值得近距离审视的样本。毕竟，出身美国农村底层，目前只有40岁的万斯，很有可能是继承特朗普衣钵之人。特朗普身后美国社会近几年发生的巨大逆转，在万斯身上也可见一斑。

“如果一个小说家要道出21世纪美国的衰落历史，他要塑造一个像万斯那样的人物。”美国《大西洋月刊》乔治·帕克试图用类似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笔法，给万斯和他代表的美国新一代右翼男性描述一幅肖像。

从把特朗普称作“美国的希特勒”和“文化海洛因”，到坐在特朗普身边质问泽连斯基“你到底说了感谢没有”，万斯的蜕变，隐喻着美国的某种走向。在长篇报道《具有天赋的万斯先生》中，帕克认为，万斯在伊拉克服役的经历，塑造着这位未来副总统的世界观：美国在精英的主导下，卷入海外纷争十数年，几乎毫无收获。

“我在2005年前往伊拉克，作为一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抱着到世界落后国家传播民主和自由的理想；我在2006年回来，对这场战争和背后支撑的理念产生了怀疑。”

在伊拉克，他发现不少士兵来自跟他相同的阶层，但是回国后鲜有机会能实现阶层飞跃。在遥远的大陆不被当地人感恩，回到故土又难以有机会，跟无数退役士兵一样，他对美国精英的全球主义理念产生怀疑。

海军陆战队文宣部的服役经历，给万斯埋下了“美国优先”的种子。担任参议员后，万斯对外立场始终站在孤立主义的一边：反对援助乌克兰，反对援助加沙难民，反对派兵到海外。万斯这个身份及所属阶层的孤立主义观念，比特朗普更加顺理成章。特朗普和马斯克都是生意遍布全球的商人，而万斯和他相同出身的“乡下人”，却是真正跟全球事务毫无相干的群体。

这种本来在左翼年轻学生群体更加流行的思想，却出人意料地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往右一拐。又发生了什么？

来自德国的硅谷科技大亨彼得·蒂尔，是把万斯塑造成今天“MAGA下一代共主”功不可没的推手。在蒂尔看来，美国在多年精英管治下，已经进入了一个停滞而且毫无方向感的迷失和衰落状态，蒂尔作为硅谷精英，对平民权利的鄙视态度和对等级观念的推崇一直广为人知。然而就是在蒂尔身上，平民子弟万斯在满口平权和仁义道德的精英圈子中找到了难得直率的知己。

遇到蒂尔后，俩人找到了“共同敌人”，那就是让美国衰落的精英们。他们把美国的“精英”归类为民主党政客、共和党建制派政客和常年主导美国对外事务的公务员和智库专家们。

“温和共和党人没能拿出终结源源不断的海外战事的方案，也没能为他那个阶层的普通美国人带来什么，而他们都是经济全球化、大规模移民的受害者。”万斯的好友，保守派作家罗德·德雷尔（Rod Dreher）这样解释万斯如今成型的世界观。

在万斯的这个世界里，精英们推广的是“美国价值”，但平民需要的是“美国人的生计”。对全世界输出美式民主，取代不了普通美国人的衣食住行需求。面对特朗普这样一个毫不顾忌收下中东土豪私人飞机礼物，宣称把加沙建成赌场和富人区的土豪总统，尽管跟自己出身格格不入，万斯和他在对外政策上却不谋而合。

当年猛烈抨击特朗普的万斯，在学识层面，肯定不会不知道特朗普主义的危害。正如他亲口提及的，特朗普主义对美国底层人民乃至美国和全世界在长远来说是弊大于利。但是在“美国优先”的口号面前，两者却出现了某种联姻。

 2025年5月23日，美国安纳波利斯，万斯出席美国海军军校2025届毕业典礼（图/视觉中国）

“强盗男爵”的时代

正如《具有天赋的万斯先生》所言，万斯是美国社会各种阶层和思潮汇合而成的矛盾产物，“到底该得到人们的仰慕、怜悯，还是鄙视”？

也许，问题背后的某个答案，是美国社会弱肉强食原则下的霸凌文化土壤。正如万斯半自传小说《乡下人的悲歌》所言，万斯童年成长的小世界免不了同龄人的霸凌欺负，面对其他群体，自己也化身成霸凌主体。回到家后，他同样要面对毒瘾发作的母亲的霸凌，而放在一个更大的维度上，他所属的整个家庭，都是被资本主义霸凌的阶层。

如果用社会学家查尔斯·德尔伯和耶鲁·R·马戈拉斯的著作《霸凌之国：美国体制如何塑造一个霸凌社会》的视角来看，万斯的确是一个体制化的霸凌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在这本书的作者看来，大部分人把霸凌行为视为儿童和青少年时代特有的现象，是一种随着年纪增长可以克服的问题。而这种看法，掩盖了霸凌其实渗透在成年人的组织里，甚至变成了机构化的行为模式，最终达到国家层面。

霸凌行为的本质是什么？那就是力量更强大的个体，迫使力量较弱的个体屈从自己的意志，以维持权力的不对等关系。德尔伯和马戈拉斯认为，霸凌必须是暴力而且带有威吓成分的，对弱势方造成屈辱和心理创伤的，同时也是长期不断延续、不能停止的行为。诚然，每个国家和文化都有产生霸凌的不同原因，而在美国的土壤上，德尔伯和马戈拉斯认为产生霸凌文化的主要原因是“军事化的资本主义”。

尽管美国的立国理念具有浓重的“平等”理念，但是在政治和社会运作中，公正和自由这些国家性质的概念，并没有进入私人企业和寡头们控制的资本乐园里。在卡内基和福特的工业园里，寡头们自成天下，是这片围起来的土地上真正的君王。美国各种立国文献的确具有启蒙精神，但是在这片土地上建立的各种私人资本乐园，却是反启蒙的。也难怪，在特朗普极其仰慕的19世纪末美国“镀金年代”，卡内基、洛克菲勒和福特这些富豪们都有一个别称：强盗男爵（robber baron）。

在这个以启蒙理想立国的反启蒙现实中，不同阶层和种族之间的霸凌行为，乃至“强盗男爵”们弱肉强食的事迹，最终给美国文化基因留下了某种粗暴嗜血的行为倾向。

经济弱势者、各种少数和边缘群体一直是霸凌权力关系中的受害者。在全球化盛行时期，美国社会话术一度出现少见的包容现象，针对少数群体和经济弱势群体的歧视性话语一度开始减少。在霸凌文化盛行的国度，反霸凌运动和少数族裔的平权运动成为了相应的制衡力量。但不幸的是，尽管文化话语权得到了改善，“军事化资本主义”本质不变，霸凌关系还是一直存在，只是换了一个更好的话术粉饰而已。

久而久之，这些话术也就成为了右翼群体口中的“政治正确”。如今，特朗普和万斯抛开这套掩饰霸凌的话术，对内对外重新开始赤裸裸的霸凌行为，在美国文化基因中并非无迹可寻。

“强盗男爵”的时代又来临了，世界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