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舆论在过去多年一直在吹捧印度，经常在国家实力对比的场域下将之视为一个“超级大国”“全球支点”。在军事领域，也采取了一种捧印抑华的态度，今年国外一家网站甚至将印度军力排在中国前面，让印度人激动了好一阵子。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吹捧是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设计。

他们谈到印度经济成长的前景时，最重视也必然会提及的一个指标是印度的人口增长态势。印度人口已经超过中国，其中适龄劳动者数量庞大，并且仍在日益增加。而中国则已出现了所谓“刘易斯拐点”，生育率不振，人口走入老龄化通道。人口数量和结构问题，在典型的西方教条主义经济学视野衡量之下，意味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劳动力的价格，价格决定竞争力；另一个是社会福利负担，老龄化将使劳动人口与被赡养人口发生比例倒挂，终致不堪重负。

这是十分陈旧的思维，缺乏发展与辩证的眼光。正如，西方普遍存在着对非西方文明的中国的崛起的深深恐慌，但其应对办法不是与时俱进地进行自身政治改革、社会改革，而是倒退几十年，回到冷战模式，进行围堵与遏制。如果这一套玩法还会奏效，那中国根本不可能发展得起来，因为围堵与遏制一刻没有停止过，今天的区别只在于更加极端，而且不惮于摆上台面而已。

人口之多寡，固然意味着劳动力数量供给能力，以及价格。但价格低廉并不意味着竞争力，更不意味着生产力。劳动力的竞争力取决于其素质，而要转化为生产力则取决于是否拥有与庞大的劳动力供给相匹配的工业制度、工业体系。否则，数量庞大的低素质劳动力涌现，而社会又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造成的只能是消耗和混乱，以及由于生活资源不足导致的激烈社会矛盾。印度当前最大的麻烦其实正在于人口过剩和劳动力素质低下。有限的工业能力吸收了部分劳动力，但却因为制造过程的质量控制不及格，而使得本就有限的工业规模非但无法扩展，还在进一步萎缩。此外还有大量的劳动后备军处于失业状态。4亿劳动力不识字，28%人口为文盲，加上印度政府对外资的“杀猪盘”态度，使得国际资本避之唯恐不及。

很多人还以为今天的国际产业扩展模式和4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样，即国际分工和成本差异会导致产业梯度转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会向着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洼地流动。其实世界早就变了，至少有三个因素是过去没有的，而它们对印度而言都非常致命。一个是中国虽然已经实现工业化，向着产业链高端攀升，但还有巨大的内陆腹地可以承接产业流动，不会有大规模产业溢出；二是今天的生产形态发生了变化，即便是浅层产品的生产过程，也有大面积的科技介入，劳动力素质比数量要重要得多；三是先发国家回过头来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不但不再推动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而且还在召唤制造业回流。最后还得补充一点，过去对制造业的理解往往与资源消耗、环境消耗紧密相连，资源容量和环境容量不足，就向外转移，或者内部关停。但因为科技进步，今天的制造业有能力实现资源集约以及环境保护，也就是说，因为资源和环境制约而不得不抛弃的“脏活累活”事实上已经急剧减少，至少在中国是这样。

在去年，中国的工业机器人装机数量占全球比重就超过了一半，它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基本上把“刘易斯拐点”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只要在经济上专注于自身发展，外界那些由某种立场和动机制造的有心的话语，根本不足虑。而我们现在要专注自身，必须重点谋划的就是共同富裕问题：如何应对相对贫困的加剧？如何进行更科学的分配制度改革？当机器人取代了人类劳动，劳动力就日发难以获得报酬，人们很难赚到钱，那么机器人的高效产出由谁来消费？最终将引向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也就是生产关系问题。

这正是我们熟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它和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而无从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