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西门（图/郭嘉亮）

就读于北京大学人文学部的王嫣，在大三那一年放弃了本校保研的机会。周围朋友都觉得她疯了：努力三年，好不容易“卷”到了保研名额，怎么突然不要了？

对于王嫣来说，这场漫长的绩点竞赛只让她厌倦。反而是毕业了，不必再和绩点打交道以后，“人生的容错率仿佛变高了一些”。

就在王嫣毕业后这一年的夏天，她的母校北京大学颁布了一项重大的改革举措：在本科阶段，全面“去绩点化”。

7月25日，北京大学在校内网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本科学业评价工作的通知》，称自2025年秋季学期起，各院系课程考核成绩可采用百分制或等级制进行评定和记载，不再设置指导性课程成绩优秀率指标，并设置容错探索机制。往后，学生学业情况将由成绩单完整体现，“在各类含有学业评价的工作中不再使用绩点”。

在北大率先推行改革试点的生命科学学院原副院长王世强教授称，去绩点化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学生“不要对分数过于斤斤计较，追求蝇头小利，也不因为学分权重不同而区别自己的学习态度”。

而应对高校愈演愈烈的学习功利化、保研高考化趋势，此前，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都进行过类似探索，在本科生评价体系中引入等级制，采用更粗放的评价标准，目的都是“降低学生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学习观，鼓励探索多样化的学习”。

此次北大则更进一步，将绩点制完全废除。高校的评价体系改革，已经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趋势。

在研究生入学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顶尖高校的评价机制改革，回应得了本科生的焦虑吗？

绩点游戏

花了一年时间，王嫣摸清了在北大取得高绩点的技巧。

首先是选课。在北大，有一个非官方的课程测评网站，学生们匿名上传自己取得的课程成绩，供其他学生选课参考，判断任课老师的给分标准。如果很多人评论这门课“给分好”，课程就会在下学期变得抢手。王嫣说，校内最热门的通识课程，并非内容多么新鲜有趣、开阔眼界，大都是“考试内容简单、老师给分慷慨”，俗称“水课”。

选到尽可能多的水课是第一步，想拿高分，还需要时常在老师面前“刷脸”。更重要的是在考试之前，联系上修过本门课程的学长学姐，拿到相关复习资料和往届考试真题。

能否掌握这些信息获取渠道，比个人学习的努力程度更重要。王嫣说，一般来说，发达省份同一城市或高中考进北大的学生人数更多，这些同学很容易就能找到就读于同专业的学长学姐，拿到往届的资料和真题，“一般不会和其他人分享”。而自己来自一个相对落后的省份，北大招生名额少，第一学期在北大，没能找到同专业的同乡，“处于抓瞎状态，成绩很低”。

王嫣说，一名新生适应绩点竞争规则的速度，“其实和地域经济有关系，个人努力没有占到特别绝对的成分，因为大家都很努力”。

在顶尖高校，对高绩点极致追求的行动策略，如今已经完全超越了真才实学的范畴。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名理工科老师告诉南风窗，学生如果踏实肯学地“卷”，那倒没什么，但如今令他担忧的是，越来越多的学生正在更功利化地追求高分。

比如对课程学习的区别化对待。在交大，对绩点影响大的课程，学生就越重视，对绩点影响小的课程，“上课根本没人听”。如果一门重要课程的最终分数不如人意，有些学生还会“来质疑、来吵”，要求查试卷，复核分数。交大成立了专门的复核委员会履行这项职责，大多数情况下，复核后的成绩依然维持原状。

据王嫣的经验，只要掌握了这套游戏规则，就能很容易地把绩点排名“弄得非常靠前”。尽管她清楚：“这并不代表我喜欢这个领域，或者是我真的学得很好。我只是掌握了技巧。”

到头来，为什么要“卷”绩点？王嫣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却始终迷茫。

刚进北大，“卷”是出于作为好学生一路以来的惯性，“把每一门课程的分数考得高高的，总归没错”。后来想争取保研，是因为学科性质本就偏理论，对口实习和就业机会少，未来发展主流指向学术，保研成了必然路径。

然而本科四年结束，王嫣发现自己并不热爱学术。尽管赢得了这场比赛，却在忙碌之中没时间“想清楚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想要什么”。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文钦告诉南风窗，这便是北大推动去绩点化改革的初衷之一：让学生从卷面的分数竞争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更具创造性的工作上。

他说，标准化考试考察的是学生的知识掌握水平，而科研工作面向的是未知，没有标准答案。沈文钦和他的研究团队对全国一些理工科实验室的博士生培养进行了跟踪分析，发现绩点制度选拔出来成绩最高的学生，在博士阶段取得的科研成果有时反而不如绩点一般的学生好，因为科研创造力更多取决于绩点测量之外的能力和品格。

因此，如果仅仅依靠绩点作为依据，甚至根据绩点对学生进行排序，难以筛选出适合从事科研的创新型人才，这一问题在顶尖大学更为突出。因此不少教师，“对本科生的绩点制度都不太满意”。

最早推动改革的王世强教授曾强调：“北京大学培养的学生要有广阔的胸怀和远大的理想。”这是这所代表着中国高等教育最高水平的院校一直以来的初心与共识。而当下弥漫在本科阶段愈发激烈化和功利化的绩点竞争，“不是北大学生应有的状态”。

给学生“松绑”

目前，我国高校有三种主流的成绩评定方法，分别是百分制、绩点制和等级制。沈文钦介绍，前两者的口径较细，比较空间更大，而等级制的量感更粗略，仅作“A、B、C、D”几等区分，学生便不会因几分之差过度竞争。因此，在各个高校的评价机制改革中，等级制被不约而同视作良方。

北京大学《关于进一步做好本科学业评价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写道，各学院应根据学科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性质，选择百分制或等级制作为课程考核成绩评定方式，且等级制或百分制都将不再转换成绩点。

王嫣留意到，《通知》中特别写道，“学生学业情况将由成绩单完整体现”。这或许意味着，今后老师可以通过成绩单判断，一名学生所谓的高分，“究竟是因为选水课成绩好，还是专业课的成绩好”。

此前的绩点制度只看最终数字，不看数字的具体来由，无论奖学金评选还是保研推免，都是绩点数字自上往下排名，在某一位置一刀切开。往后若以成绩单进行学业评价，便更能看出学生更具体的选课和修读状况，对“水课”现象构成限制。

此外，《通知》中被学生广泛热议的，还有“取消课程优秀率限制”这一条。所谓的“课程优秀率限制”与正态分布原则有关，在我国，不少高校都明文规定，要求授课教师给学生的考试成绩必须呈现出统计学意义上的正态分布特征，即呈现一种“以平均数为中心，中间频数众多、两侧逐渐减少，左右基本对称的频率分布特征”。

教育者们认为，正态分布是自然界和社会中最常见、应用最广的一种分布，人的智力水平也应遵循这一分布特征。

王嫣本科阶段选修的一些课程，就有“85分及以上成绩不能超过30%”的优秀率规定。在此规定下，即使一名同学考试取得了86分，也可能因为优秀率限制被强行降至84分，用学生之间的话说，就是“被正态了”。

于是，想要取得高绩点，就不只关乎个人考试成绩如何，还要看同课程选课学生的水平如何—由此又派生了种种选课的钻营技巧。

越来越多的教师、学生和研究者正在发现“正态分布原则”的谬误。对于经历过高考选拔进入同一所高校的学生来说，其智力水平和学习成绩不必然遵循自然状态下的分布规律。特别是在清北复交这类顶尖高校，僵化遵循正态分布原则，强行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很多时候只是单纯加剧内部竞争。

而《通知》中另外一项备受关注的改革举措，是对“容错探索机制”的设置。其中具体写道，每学期第九周结束前，学生可在部分课程范围内选择1门课，以“合格制（P/NP）”方式记载成绩，目的是“鼓励学生勇于探索，开展跨学科学习、修读挑战性较强的课程”。

理论上来说，这一“容错探索机制”给学生松了绑：每学期至少有一门课，可以按个人兴趣而非成绩高低选择。

不过，在王嫣看来，如果学生依旧保持以往的竞争思维，这些用意良好的规则还是会在实践中被利用。

甚至是等级制评分，反过来也会成为制造焦虑的“罪魁祸首”。举个例子，尽管95分和90分不再有差别，都会登记成“A”，但这同时意味着“A”和“B”的差距更加天差地别。清华大学自2015年起便在全部课程中施行等级制评分，但王嫣听清华同学说，内卷并未被真正抑制，反而愈发激烈—不同档位之间的落差变大，于是同学们更害怕得“B”，更迫切地追求得“A”。

上述在交大任教的老师告诉南风窗，目前，上海交大在部分课程中施行等级制评分，然而任课老师经常被得了“A-”的同学要求复核成绩，“像以前希望得95一样希望得A”。

制度变了，学生的焦虑却未真正缓解。这位交大老师认为，这些学生从小学阶段被培养要对高分极致追求，如此一路到大学，“性格已经固化了”。

保研内卷并非高等教育的畸形，而是此前12年教育选拔竞争的浸染、塑造。

资源竞争

在一则讨论去绩点化改革的帖子下，一位学生匿名写道：学生之间本质上“卷”的不是绩点，而是绩点能换取的东西。比如保研名额、奖学金，“大家都想要，名额却是有限的”。

绩点竞争本质是对有限资源的竞争。沈文钦说，对于大学生，绩点高低与教育资源和机会的分配直接挂钩，作为理性人置身于这套规则中，必然会“卷”。

而之所以竞争愈发激烈，一部分原因是近些年来出国深造人数的骤减。沈文钦记得，疫情之前，北京大学本科生的出国深造率是28%，而如今这一比例是18%左右，降低了约10个百分点。

可想而知，这些放弃出国深造的学生，自然而然会加入对保研名额的竞争。

另一方面原因，则是近些年来升学需求的扩张。据统计，如今约80%的清北学生都会选择继续深造，而沈文钦1999年在北大读本科时，选择深造的同学只有不到一半，因为“当时北大本科毕业，出来就能找到不错的工作”。

26年过去，现在“哪怕是清北学生，本科毕业就业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沈文钦说。王嫣读的是一门纯文科专业，据她所知，本专业的学长学姐要么进入互联网大厂，要么考公考编、进入高校。

大厂薪资丰沛，但节奏快、压力大，很多校友工作几年后便辞职了，对比之下，后者就成了北大文科生最好的去处—而无论是考公还是进高校，学历层级必然越高越好。

机会在收窄，竞争在加剧。沈文钦说，一味批评现在的学生精致利己、心理脆弱，不太公平，“板子不能打在他们手上”。人是环境的产物，成长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如今的大学生们只是作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

如果求职的客观环境和社会观念没有改变，激烈的保研竞争便会始终存在，学生们会根据选拔规则的变化，换种方法继续“卷”。

沈文钦提到一个教育经济学中的概念，叫作“教育收益率”。接受教育获得的经济收益越高，人们就更愿意对教育付出成本，这是人的理性选择。如今在一些国家，比如日本，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终身收入相对于就读成本的性价比比较低，因此越来越少的年轻人愿意读研，日本的博士生就读率在过去40年间下降了一半。

学生的选择，都是结构的产物。沈文钦还发现，大学生之间的关系正在变得疏远。他曾在访谈中询问一名学生同宿舍室友的毕业去向，对方表示一无所知，和室友的关系，仅限于大一开学时吃过一顿饭。

但这并非说明年轻人生来个性冷漠。王嫣说，学生大都和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同学关系更好，和同班同学关系反而疏远，甚至有些防备，因为在有限的机会下，“同学彼此是竞争对手”。

尽管我国高等教育取得的成果依然是有目共睹的。无论制造业的崛起、还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在国际化的产业竞争中，来自顶尖高校毕业生的身影活跃可见，扮演着关键角色。

与此同时又必须承认，无论根源在何处，高等教育下的大学生的确出现了令人忧心的趋向。相应的改革势在必行，困境无法在短期内一次性解决，它带来的变化必然是缓慢发生的，“关键在于怎么去引导”。沈文钦对此怀抱信心。

还有不到一个月，新学期就要开始了。在北大，新的学业评价制度究竟会掀起怎样的涟漪，一切尚未可知。

而更重要的是，面向新形势的高等教育改革，北大有这样的决心，率先迈出了一步。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嫣是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