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31日，韩国首尔，电视屏幕上播放着韩美达成关税协议的新闻（图/视觉中国）

特朗普口中，能让美国变得再次“伟大和富裕”的“对等关税”，经7月31日最终调整后的税率，从8月1日延后至8月7日实施，以给美国海关留足技术准备的时间。

那些对美贸易存在“顺差”的经济体，大致面临着最低15%（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土耳其以及欧盟）至最高41%不等的“对等关税”税率—作为对比，美国去年的平均关税水平在2.5%左右—以致有法国媒体感叹：“国际贸易进入弱肉强食的时代。美国对数十个国家宣布的关税数字，仿佛要在世界地图上重新筑起一道道的关税墙。”

具体到亚洲地区，新的万国关税“倒逼”出口导向型的亚洲经济体，及其颇具规模的跨国企业，作出改变以适应未来还可能剧烈震荡的外贸形势。

重构分散化跨国网络

面对美国多年来最高水平的关税，亚太跨国企业的贸易与投资生态，正被一系列连锁反应重塑着。对于越南、泰国等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其与美国市场联系密切的电子、纺织和机械等产业的出口商品，都将面临19%至20%的新增关税。

有来自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以下简称“亚太经社会”）的观察指出，在亚太地区，对欧美有着大量出口的服装纺织业，因利润压缩和合规成本上升的缘故，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不少品牌在服装用料上更加注意，甚至有企业提前在年中时，就把备用于年终购物旺季的存货运抵美国，以尽可能减少高昂的关税成本。

在特朗普7月31日宣布与韩国达成贸易协议、将对等关税从25%降为15%的同时，早前于越南大规模布局生产设施的韩国服装企业，正遭受着明显的打击。

近年来，为减少对区域内大国供应链的依赖，以韩世实业为代表的韩国服装厂商，试图推行全球生产基地战略，却在越南形成过度集中—在越南的出口经济对美形成高贸易依存度的背景里，韩国的服装业出海产生了新的过度依赖隐患，直面美国“对等关税”政策显著的供应链冲击。

南风窗了解到，承接了来自美国等国际市场订单的韩世实业，近年来是通过在海外采购原材料，在境外的生产基地完成服装制造，再出口至目标市场。而公开信息显示，该企业已经在越南和危地马拉等数国，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生产网络；针对美国的政策变化，其还在2023年战略性收购了美国本土一家纺织制造商，旨在扩大“美国制造”的比重，同时加强在中南美地区的产能布局，以减少对越南生产线的依赖。

韩世实业的主动变阵，是一批日韩出口企业应对美方关税霸权的缩影。亚太经社会将这种调整总结为从战术规避到战略重构—其认为，这些亚洲企业的投资策略正发生深刻变化：从过去简单地选择搬迁产能以规避关税，到如今更倾向于构建跨国的运营网络，如分散制造基地、组装工厂和研发中心，来增强自身所属供应链的韧性。

这样的战略调整在亚太经社会看来，虽在短期内会带来成本的明显上升，但在更长远的未来，却能有效降低单一政策变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可在如今新一轮关税政策落地之后，越南（20%）、印度尼西亚（19%）、泰国（19%）和马来西亚（19%）等相对热门的建厂目的地，均被美国加征超过双位数的关税。对于对美贸易顺差的东南亚大多数国家而言，经过多轮磋商谈判博弈后，19%至20%的新增关税仍属于对该地区产业格局的重大冲击，甚至有中资出海企业在今年公开表示：“没有所谓低成本的国家了。”

南风窗留意到，总部位于杭州的A股上市的工具企业巨星科技，在今年4月一份公开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里谈道：“基于现有的贸易对等，去哪里都可能会碰到关税。”但该公司同时认为，在美国的生产制造成本会随着关税加征继续上升，“所以站在全球产能的角度考虑，目前东南亚仍然是整体成本比较低的地区，其次，中国的制造成本反而比之前更有优势了”。

绕过局部物流阻塞

对于进军东南亚的中资企业而言，刚获得些许安宁的泰柬边境，同样见证着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刻。

泰柬战事肇始于过去“翡翠三角”地区的主权纠纷。今年7月下旬以来，泰柬两国在素林省、奥多棉吉省等交界地区爆发激烈冲突。随着F-16战机、火炮、坦克甚至海军战舰陆续参战，泰方宣布关闭与柬埔寨接壤的所有边境口岸。

要知道，受限于自身港口的吞吐量和港务能力，柬埔寨有相当一部分货物出口，是通过越南和泰国相对完善的港口设施来达成对外贸易的。冲突导致泰柬边境的波贝、拜林等国际口岸关闭，陆路运输受阻，诸多在柬中企因矿产、农产品的惯常出口路径中断，只能转向成本更高的海运，不可避免地导致运输周期延长，并使得供应链的稳定性受损。有相关研究报告警告称，可能会有部分中小企业因无法承担额外成本，面临倒闭的风险。

突然升级的边境战事，同样对在泰中企构成供需障碍。过去，泰国北部的果蔬等对华出口的农产品，通常都经由柬埔寨陆路转运至中国。但自今年6月柬当局对准备进入该国边境口岸的泰国蔬菜和水果发布禁令后，直到7月28日两国达成停火协议，这期间物流的阻塞，使得中国从中南半岛进口农产品和电子零部件等货品的成本飙升。

在泰国从事农产品贸易的水果商谢波向南风窗表示，自己的主要业务是输出泰国榴莲、龙眼和山竹到中国市场。“由于历年来，我们以上产品的90%都输往中国，因此此次美国对泰国调整关税，影响主要体现在汇率上面—人民币对泰铢汇率降低，导致成本增加、利润空间减少。”

谢波告诉南风窗，虽然公司的运输线路不途经柬埔寨，在物流运输方面相对比较稳定，“但在泰柬边境战事期间，我们公司的正常商业活动确实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这主要体现在雇用柬埔寨劳工方面，因为历年都有很多柬埔寨劳工过来泰国务工，泰柬冲突使得大量劳工返回柬埔寨，导致用工不足，这种现象在东部龙眼生长区最为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柬埔寨最终与美国达成的19%关税税率，远低于美方最初报出的49%税率。其背景一是美国需要柬埔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这类穷国提供便宜的纺织品，如果关税太高会直接令当地工厂裁员或搬走；二是美国意在通过降低计划中的关税税率，推动柬泰双方接受美方的停火提议；三是美国要求柬埔寨严格审查出口商品的原材料来源，确保非中国等国家的产品，否则无法享受“优惠”关税—这一条件迫使柬埔寨调整供应链，增加本土化采购的比例。

相较于柬泰双方因同意停火而各自获得美方19%的“优惠”关税税率，印度因拒绝承认美方调停印巴停火之功，以及存在“购买俄罗斯石油”“金砖国家身份”等其他争端，而没有获得与巴基斯坦一样的19%税率。其税率为25%（特朗普威胁加到50%），高于被特朗普新宣布税率的60多国中的绝大多数。

印度可谓是种豆得豆。尽管印巴5月10日停火，但印度仍禁止巴基斯坦货物“过境”，并维持对巴商品进口禁令，甚至在巴方开放领空后，也未解除对巴航班禁令，从而继续在南亚制造大面积物流阻塞。部分国际商船被迫绕行斯里兰卡，将巴基斯坦商品间接发给印度客户，并在科伦坡港提前卸下巴方所需的货物，以免在巴方卡拉奇港周边海域遭遇不测。

更长期的战略布局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整合海内外供应链方面，仍然具有长期优势。有关注中企进军东南亚的研究者指出，在近年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存量超过1540亿美元的背景下，中国的成熟产业链得以和海外当地的刚性需求相结合—短期阵痛未必会转化为长期衰退，中企出海仍存在着从“低成本依赖”向“价值竞争”跨越升级的可能性。

尽管美国与多国的贸易协议并未完全公开，但举一反三，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巨额投资，正遭遇着美国在该地区实施“高关税+毒丸政策”的威胁。美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贸易协议中，有条款明确表示，美方将对认定为经过越南转运的输美商品，加征40%的惩罚性关税；对任何被美国课以更高关税的第三方国家来说，其经由印尼对美出口的商品，将被征收19%的“对等关税”外加美国对该第三国加征的关税税率。

目前，已有不少制造商对此类条款的界定标准表示疑惑，特别是在高度依赖中国零部件和原材料的东南亚地区；而那些对美贸易公司或来自美国的采购商，也担忧将因此面临更多关税负担。对于尝试出海建厂和展开多元化市场战略的中企而言，必须在不同的投资目的地，做好供应链调整方面的准备，从而减少美方所谓“原产地规则”带来的伤害。

过去，中企或已习惯于通过东南亚“跳板”进入欧美市场的稳定路径，但在今后，这样的出海策略，可能将面临多重关税和其他贸易政策的限制。该如何对“中国制造配合东南亚组装”的生产外销模式进行调整，成为考验该区域诸多中资企业的课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史、美国外交史专家许海云认为，长远来看，亚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即使通过协商谈判等手段获得美方关税减免，可只要前者相对于美国，在加工制造等方面还存在着客观上的比较优势，就存在对美贸易顺差扩大、后者再次挥舞关税大棒的可能性。

“中国企业出海，应该对投资的地区和国家做出更加精准的考虑，要在技术、标准、产品供应链等各个方面尽量确保自己的主导权，确保自己的技术、标准等主导权不会外流，即使企业的利润暂时会受到影响，也应该以此为前提来决定和考虑投资设厂。”许海云向南风窗表示。

前述水果商谢波亦从自家公司经营的角度出发，认为今后应更积极投入多元化市场布局。“不能过度依赖单一市场，除了美国市场，应积极开拓欧洲、亚洲其他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比如，欧洲消费者对高品质水果有较大需求，我们可以针对性地优化产品供应链，满足当地市场对水果品质和包装的要求；对于亚洲周边国家，利用地缘优势，加强与它们的贸易往来，减少因某一地区局势变动带来的风险。”

放眼全球，中企出海乃至在当地建厂，都需要更慎重地考量，该如何合法规避美国的关税限制。甚至有相关的工厂负责人表示：“厂房的折旧年限得有20年，设备的折旧年限有10年。因此，企业至少需要制定8到10年的长期规划。”

从更宏观的角度，许海云建议，中资企业出海，要有更大的战略格局和思维，要和中国相关智库、国家机构以及政府部门建立密切的往来，要了解中国的海外贸易政策、相关法律以及规章制度，要充分利用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产业发展优势，“将国家优势变成企业的优势，变成企业的竞争力、保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