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屈辱史对中国国民精神的冲击是巨大而深远的。马克思对近代中国是持同情态度的，他谴责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发起鸦片战争，同时也指出一个无情的事实：“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1/3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这种集体屈辱，在很大程度上撕裂了中国。一部分国民负重奋起，始终身怀崛起的热望，另一部分国民因自卑而仰望西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内部因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争论，有西化派，有国粹派，有新儒学派等。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我们回望这个近代史以来的争论，如今可以下一个不可能被逆转的趋势性的结论——中国必将重归文明中心。

实际上，亚洲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成熟的文明地带之一，古代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了“轴心时代”的理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伟大的思想家，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独到的看法。

雅斯贝尔斯既想打破又没有完全打破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他否定轴心时代之后的中国文化，一边倒地高度称赞西方工业文明。

幸运的是，今天的中国，不但实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的目标，而且迈向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新时代。

当然，我们很清楚，中国重归文明中心不是历史的简单回归，不是民族主义的盲目乐观。2006年，在国学热兴起之际，汤一介曾经对媒体发表看法说，我们要记住，不能只要国学。只讲国学，我们就孤立自己了。“欧洲文化中心论”破产了，不能再搞“中国文化中心论”。这是不明智的，也做不到。

笔者认为，汤先生这番话我们也要辩证理解，不能只要国学、防止文化孤立的方面，无疑是对我们保持清醒的诫勉，但是不能误解为中国不是、也不会成为世界的文明中心—重归文明中心和“中国中心论”不是一回事。客观地说，任何时期全球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总是不同的，必然出现多个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我们要避免两种极端思维。一种极端思维是认为，“西方中心论”在衰落，“中国中心论”可以取而代之。另一种极端思维是认为，害怕被误解为“中国中心论”，不敢讲中国成为世界的文明中心。

20世纪70—80年代“亚洲四小龙”崛起之际，李光耀、马哈蒂尔等提出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亮明了亚洲对西方中心论价值观说不的文化态度。这一文化主张的声音在亚洲遭遇金融危机之后一度沉沦，如今，又伴随中国复兴和世界经济中心东移亚洲的趋势，再度浮出水面。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初步实现了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两大目标，成为东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不再是被西方先生暴打的学生。对中国来说，对我们当前和今后的几代人来说，如何再造传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时代的使命，更是必然实现的目标。

中国重归文明中心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很多人知道著名的“李约瑟之问”，然而，很多人却不知道李约瑟还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曾极力主张的是，今天保留下来的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和中国人的事事物物，将对日后指引人类世界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我再一次说，要按东方见解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