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们发表了一篇关于医生薪酬下降的报道，读者们都很关注。

在后台收到的留言中，很多人表达了对医生工作的理解，以及对确保医生合理收入的希望。但同时，也有一些不同声音，还比较刺耳。

“早该降了，就算降了还是比普通上班人要高。”

“过去高检查费、高医药费拿惯了，如今不合理收入减少了，觉得不习惯了。”

这篇报道的初心，是想让公众看到在当前仍待完善的薪酬制度下，医生面临的职业压力与困境乃至由此产生一系列反应。不过，有一部分读者把它解读成了“医生挣得太多”的故事。浏览了这些评论之后，我理解了在采访过程中被诸多医生拒绝的情况，舆论的复杂在让所有人都变得异常谨慎。

《问心》剧照

同时，这也再次表明，在医生和病人之间，不光有信息差，还有信任差。

对一个普通人而言，医疗是一生中最沉重的支出之一。看一次病，住一次院，挂号、检查、化验、治疗……随随便便几百几千元就没了。

因为公众多跟医护接触，不知晓医院的收入模式和医生的薪酬制度，所以他们把这种医疗负担和医生收入的“高低”联系在一起，其实并不奇怪。

但问题在于，医生的“高收入”，并不是他们自己随意拔高的结果，而更多是历史的产物。

在我们的采访中，几乎所有医生都提到，他们的收入和医院营收紧紧捆在一起，固定工资只占一小部分，绩效工资才是“大头”。而绩效的计算方式，往往与医生的“创收”挂钩，做的检查越多，开的药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医生绩效也越高。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这种固化的薪酬逻辑支配了绝大多数医院和医生。

这些年，国家的医疗与医保改革不断推进，“以药养医”“过度检查”等旧的盈利模式被逐步清除。但按照受访医生们的说法，问题在于在政策持续调整的过程中，新薪酬体系仍在逐步完善中。

目前，医生的收入依然与“创收”挂钩，只是“创收”的空间跟以往相比变小了。以往存在的一些不规范做法得到有效规范，但新的激励机制仍在探索之中。

《问心》剧照

一位受访医生说，作为医生，他们也想靠自己的医疗技术挣钱，而非多开药、多检查。但现在这个薪酬体系下，固定工资比例太小，一旦医院营收下滑，绩效就随之下降，收入减少。

很多留言都在说，其他行业也在降薪，医生降薪有什么大惊小怪之处，何况他们收入本就高，降了也差不到哪里去。

或许大家的理解是，发给医生的钱少了，人们看病的负担就会轻一些。但情况真是如此吗？

至少目前来看，医生降薪后，并不意味着医疗负担减少，因为“节约”的那部分钱，并不会直接回到患者手里。

而且，如果降薪削弱了医生的积极性，甚至让优秀医生离开，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医疗服务的稳定性。

此外，从国际经验来看，医生的高薪并不是例外。如英国受薪专科医生收入约为社会平均工资的3.3倍，瑞典为2.2倍，加拿大为3倍。

原因很简单：

一是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是以人的“健康”作为最终的产出，而“健康”是人们生产生活的最基础条件，一切都建立在其之上，这决定了医疗服务的高价值；

二是培养一名医生的成本很高。一名医生在执业前，最起码要经历5年院校培养、1-3年住院医师培训、2-5年专科医师培训，全程周期大多在10-13年左右。

简单来说，其他专业学生大学四年毕业后就可以工作，但医学生最少需要七八年时间才可以真正就业。所以，医生的前期投入大，培养成本高，就业后薪酬自然相对较高。

《问心》剧照

公众的情绪也应该被理解。毕竟，医疗是和每个人钱包最直接相关的领域。可如果我们只把医生降薪看成“伸张正义”，可能就忽略了一个更深的问题：

当医生没有稳定收入保障时，他们是否还能专心去救人？

医生的“高薪”从来不是特权，而是对他们的专业、责任和时间成本的回报。因此，合理的制度，应该让他们靠技术吃饭，而不是靠创收养活自己。

我们都希望医疗更公平、更轻负，但真正让它走向良性的方式，不是减少医生的收入，而是保障医生的尊严，让他们可以不必为生计焦虑。让医生能够专注于医疗本身。

那样，医生才能专心治病，病人也才能真正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