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9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因美国政府停摆持续，民众排队领取免费食物（图/视觉中国）

以零工经济为典型，在当下的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一类难以被传统社会分类，却又无法再将其忽视的群体——他们受过基本教育，却没有稳定的职业；他们看似自由，却困于算法、项目制与不确定性；他们不再是工厂的蓝领，也不是中产。

21世纪前后，西方出现了针对这类人群的学术讨论，他们有了一个初步的名称，叫作“不稳定的无产阶级”。

他们可能是《脏活》里承载着心理压力和健康问题，做着有“道德风险”工作的临时工人，也可能是《污名陷阱》里高学历毕业却只能从事收银员等低技能工作的硕士、博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在《朝不保夕的人》里相对系统性地呈现了这个群体。在我国也有学者留意到了这种国际变化带来的影响，比如著有《软阶层》的青年经济学家徐瑾。

谁是“不稳定的无产阶级”

“不稳定的无产阶级”是一个难以被简单定义的群体。为了捕捉这个群体的位置，盖伊·斯坦丁在《朝不保夕的人》中，把如今西方主流的社会群体按收入大致划分为7类。

最顶层的是精英阶级，它的特征是有雄厚的资本与政治影响力。在精英阶级之下是白领领薪阶级，它的特征是有稳定的全职工作，他们拥有养老金、带薪假期、企业福利等保障，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政府机关等。

和白领领薪阶级并列的，是规模较小的专业技术人员，指那些可以运用市场营销能力、拿到高收入项目的人，比如顾问或者独立的自雇职业者。在这之下是传统的工人阶级，1970年之前的劳工主义模式以他们为主，工会、福利国家等制度都或多或少地维护他们的利益。以上四类群体之下的，就是不断增加的“朝不保夕者”，他们介于失业大军和无法融入社会的人群之间。

“不稳定的无产阶级”包括低收入者，但不限于低收入者，更涵盖被动沦陷者，如被裁员的中产、过度教育的青年；系统性边缘群体，女性、移民、老年人、少数族裔；高技能临时阶层，如创意工作者、高学历零工劳动者（如平台经济程序员）等等。这类人群的核心特征在于三重安全感的丧失：劳动安全（岗位稳定性）、收入安全（可预期生计）、代表安全（政治话语权），最终导向一种“通过祈祷获得生存”的乞求者境遇。

在进入21世纪后的新闻与大众文化里，人们早就见过这些人群的具体面孔——只能在工厂和餐厅等场所从事兼职与零工的弱势群体；再也无法回到稳定岗位的工薪阶层；过重背负了教育贷款但因找不到匹配的工资而无法偿还的年轻人；未得到相应雇佣保障的“数字游民”……

实习生、女性、老年人、少数族裔、移民等，都被盖伊·斯坦丁纳入了这个新名词。这类人群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不得不接受“不稳定”的工作，让渡自身的权利，在新的时代里完成自我剥削。

要准确理解这个群体，首先要明白它的“不稳定”和“新”的含义，是一个基于西方政治经济学背景的相对概念。从18世纪开始，人类一共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为标志，前后以“工场制”和小型“工厂制”为主流生产模式，过程中形成了最初的无产阶级。在此阶段，无产阶级和资本的矛盾激烈，工人运动此起彼伏。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始，电力为能源的大型机器化工厂建立起来。20世纪初，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大型流水线工厂出现，工人工作内容进一步重复化，去技能化，但它为工人提供8小时工作制和5美元高日薪。二战后，1970年代之前，为了增加就业，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美国、西欧等发达地区奉行“凯恩斯主义”，劳动者的权利在这个阶段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比如，美国在1935年通过了《社会保障法》，建立了联邦养老金制度、失业保险和老年人救助体系，奠定了全社会保障网的基石。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确立了联邦最低工资、超时工作支付1.5倍工资的超时支付制度，并限制了童工。1935年《国家劳工关系法》赋予了工人组织和加入工会、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的合法权利，工会成员数量在四五十年代大幅增长。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工人和白领不仅容易拥有劳动安全、收入安全，而且能够普遍地享受社区、企业和国家的相关福利，有可以为自己发声和争取利益的工会联盟。在今天，盖伊·斯坦丁所概括的“不稳定无产阶级”这个概念中的“不稳定”，可以理解为一种基于“凯恩斯主义”西方历史下劳工阶层的相对不稳定。

比如《朝不保夕的人》提到，20世纪劳动者所签署的合同可以是集体协商后的合同，以形成整体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在当下，个别劳动合同、临时合同等的流行，炮制了大量可能朝不保夕的“不稳定无产阶级”。这个定义的通俗化理解是，很多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曾经拥有过的权利正在新的时代里失去，而且有相当数量的人在清醒地，不得不地失去。

被弹性机制牺牲的

1970年代，美国出现了以“滞胀”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一方面通胀率高企，另一方面失业率上升，这场经济危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波及全世界。虽然距离二战后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施政方案才仅仅过去了30年，但70年代的世界已经和当时大不一样。

经过恢复重建，日本和欧洲的工业得到了复兴，对当时经济第一的美国形成了国际竞争压力。而美国国内长期奉行劳工主义模式，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且“滞胀”严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率先出现了“去工业化”，资本开始离开本土，去成本更廉价的地方，同时也从国内带走了大量的工作岗位。

在70年代末，一群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者”的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替代“凯恩斯主义”的拥护者们登上了时代的主舞台。他们认为世界正日益开放，投资、就业和经济收入都会流向条件最有利的地方。他们主张，欧洲国家要撤除二战后为产业工人阶级和公共部门建立的保险体系，并压制工会的势力，否则国家无法吸引到别国的资本流入，还会导致国内的资本流出，失业率会飙升，经济增长会放缓，贫困也会加剧。

不得不说，这是从经济学上很符合当时国际经济形势的主张。资本在全球寻求成本洼地的过程里，作为被考察的经济体之一，如果不是投资被导入国内，就是投资流向国外。很快，它扩展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

这是盖伊·斯坦丁认为“不稳定无产阶级”产生的最初起点。因为新自由主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机制”。弹性有很多的维度，比如放弃固定工资，加快调整薪资以应对变化；允许企业裁员，减少雇佣人数，而无须付出代价；企业可以内部调整员工的岗位和工作结构、技能等等。在发展的过程里，执行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对工会力量进行打压，对公共福利制度开始进行考核和削减。

在西方左翼思想家看来，它的本质就是牺牲二战后的劳工权益，以保护资本。但在一个更完整、更长久的视角里，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是在资本全球流动的背景下，发达经济体为了保持经济效率，而不得不做的公平上的让步。现实证明，基于单一劳动力市场的劳工主义模式的平衡是脆弱的，已经彻底被打破，效率和公平必须在自由市场模式里找到新的平衡。

这个挑战极为严峻，而解决又是迫切的。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机制，导致一些发达国家的劳动者相比于以前更难得到稳定的工作岗位，只能依靠零工、临时工、短期合同、依附平台的方式维持收入状态。在有些国家与地区，出现了“不稳定无产阶级”问题未能处理完善而带来的治安混乱、游行示威频繁的现象。

盖伊·斯坦丁在书中阐释，这些“失落”的“不稳定无产阶级”有相当一部分的群体会将“失落”的原因指向可以察觉到的群体，比如在本国拿着更低收入从事工作的移民，或是将工作“夺走”的新兴经济体的劳工。有部分政府和媒体也会鼓励他们这样去思考，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抬头，右翼势力重新上台。“反移民”“反全球化”，世界范围内弱势群体内部之间，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矛盾不断产生。

富人统一，穷人分散

有一个群体却隐形了。西方“不稳定无产阶级”和全球化中新兴经济体中的劳动者所被拿走的，都汇聚到了一个越来越统一的阶层，那就是横跨全球的金融资本阶层，它们是这几十年内的最大食利者群体。

即使是曾经全力支持全球化与市场经济多年的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近年来也多次发出警告：自由民主制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姻正面临危机，不加以经营会导致公民投票的独裁或富豪统治的崛起。

投资银行瑞士信贷的《2017年全球信贷财务报告》揭示，全球最富有的前1%的群体拥有的总财富，首次超过全球总财富的一半。徐瑾在《软阶层》里面写道：“对比中产阶层以及穷人，富人并没有因为全球化而受损——尤其对前1%的富人来说，国家的边界消失了，他们变成了一个无国界的新阶层。”与这样的统一对应的，是“不稳定无产阶级”同时在自我、国家内部和在国际上的力量分散。

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机制所卷入的人群还在向上扩展，不仅是蓝领工人和普通白领阶层，一些技术人员也在被卷入。《朝不保夕的人》提到连法律工作的外包都流行起来，比如印度的潘吉亚就承接了大量来自欧美的合同。

科技的发展裹挟着金融资本主义，让劳工变得更加被动。哈佛大学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的教师特雷博尔·朔尔茨在《归我们》一书中披露了一份报告，该报告中写：“法律明令禁止董事会将社区或社会利益置于股东的经济利益之上。”企业商品化、金融化，使企业不再以员工/劳动者为中心，而是以股东为中心，可能成为“不稳定无产阶级”的大型孵化器。

面对这样的国际经济形势，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一样的解决方案。特雷博尔·朔尔茨对 “合作社”这种“不稳定无产阶级”的自发合作形式寄予了希望——如果要摆脱“不稳定”，那么就通过团结起来，去制造新的平台和规则。

盖伊·斯坦丁作为“基本收入地球网络”的联合创始人，希望能重新定义“工作”与“劳动”，打造一个覆盖全球的基本收入，现有可以类比的概念是给公民发钱的挪威国家主权石油基金。在国内，大多数民众贡献了新经济里的数据，也理应享受其经济成果；在国际上，发达国家的人口缴纳一定的税，以资助发展中国家，以这种激进的措施完成全球的再分配。不过这按其所说，是一种只能存在于“天堂”的政治。

徐瑾在《软阶层》里提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体，深度地嵌入了当下的国际经济环境，在全球语境里，我们本身就身在其中。要坚持市场化、全球化，对旧有的秩序降低预期，同时，对新出现的知识经济时代、AI时代，提前做好适应的准备。或许，只有清醒地告别旧秩序，新时代的钟声才真正为我们而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