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形象（摄影/南风窗郭嘉亮）

即将年满69岁，近乎“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许纪霖仍很忙。他在2025年有两本引发关注的新书，一本《前浪后浪》，是他自陈2010年代后，以“精神史”分析的方法，回到知识分子研究的心血之作；一本《狐狸与刺猬》，虽是旧书再版，但置换了60%的篇目，跟紧了我们所在的时代。

但这个时代，已经不是许纪霖的全盛时代，属于知识分子的C位早已不再，宏大叙事的光束移开，讨论的场域也变了：更多人转向日常生活的叙事，公共空间里可供反复推敲的“文本”越来越少。

许纪霖并不劝人“怀念好时光”。在他看来，时代的好坏不由个人选择，但个人仍要对自己的所为负责——因为一个人的选择会凝结为他自己的命运，也会以细小的方式沉入历史。

所谓“垃圾时间”，也许只是我们拒绝放弃的那段时间。

《狐狸与刺猬》《前浪后浪》 许纪霖 著

命运总是被安排

许纪霖谈自己时，话题总是一次又一次被拉回大学时代。2000年，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踏进华东师范大学时的自己，那是1978年初，“可以说，心灵底处，还是一张有待描画的白纸”。

但是那年的他，已经21岁。

成长于上海，许纪霖十多岁时的少年时光，正是中国剧变的时期，他在动荡中求学，也曾下乡三年，心灵怎么会是一张白纸？

“人的痛苦是因为他有选择权。”许纪霖语气平淡地说道，现在人的焦虑，也在于他可以在有限的条件下选择命运，因此才会彷徨和焦虑，“命运被决定的时候，（人的）心态是安之若素的”。

中学时期，许纪霖算是学霸，“门门100分”毫不费劲。当时，上海有政策规定，一个家中已经有一个孩子留在上海的，其他孩子就必须去农村。许纪霖的姐姐留在了上海，因此他必须下乡，“书读得好不好，和你的未来没有关系”。

好在，少年许纪霖喜欢读书，纯粹把它当个爱好。

他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里订的《解放日报》，他从小学一年级就喜欢看。8岁那年，家里的书被全部抄走，但社区里的知识分子家庭多，有的邻居还有藏书，《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偷偷地流行，于是大家伙儿传着看。

对于特殊的年代，许纪霖并没有太多阴影郁积。相反，家里没有大人，“死的死，走的走”，小孩子有了充足的自由，竟有些像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主角。只不过电影拍的是北京“大院子弟”，这一边是上海的知识分子家庭。

1975年，中学毕业后，仍然懵懂的许纪霖，“稀里糊涂地下了乡”，去到上海郊区的南汇县东海农场。

下乡时期，许纪霖记得的最辛苦的事，是每年冬天去围海造田。一群人把河泥挖出来，人力担着去填海，“来了一位中央的大人物，说了一句豪言壮语，说是填海一直填到东京去”。十几岁的人，挑着比自己还重的两袋河泥走几十米路，几天下来，“我就觉得是漫无尽头的苦难”。

但许纪霖自称是幸运的。下乡后，他“写点小文章的小才华”显露出来，他被调到连队的宣传组，顺便也管图书。借着“采购图书”的方便，他又开始读书，尤其对苏联“解冻文学”印象深刻。那些没有教条的小说，关于复杂人性与对爱的追求的文学，冲击着他。

在农村里的青春岁月，他和很多人一样想要回城，但那也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像流星一样乍现，又在黑暗中沉寂。

许纪霖说，人没有选择的时候，就只是活着。这不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无喜无悲。

因此1977年秋，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耳朵时，许纪霖正从重庆返回上海，出峡谷正好看到一片辽阔的江面，“突然自己的前途也豁然开朗”。

他回忆说：“像我这代人，就觉得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紧紧绑在一起的，这种根深蒂固的家国天下情怀也是这么来的。”

1980年代的“新范式”

个人遇上大时代的序幕开启，无疑是幸运的，但又难免美中不足。

经过三四个月的准备，下乡青年许纪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但他心仪的是中文系，心中有个“文学梦”，最终录取他的却是政治教育系。他也只能接受。

“我说命运，实际上是被安排的。”回忆中，许纪霖突然谈起命运。“即使被安排了命运，依然有自己可以选择的空间，去表现的空间。”他说。

大一时，“文学梦”未死，许纪霖写了一出话剧，没想到还打败中文系同学，拿了全校第一，后来代表华东师大参加了上海的汇演。许纪霖笑道，这为系里争了光，自己也有了“才子”身份。

读到大三分专业，因为“哲学太抽象，又没有经济头脑”，许纪霖选择了系里的政治专业。

命运的齿轮转动时，其实悄无声息。许纪霖的课题，从中国民主党派研究开始，但或许是“文学青年”的特质作祟，他从历史中看到的，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民主党派特别是中国民主同盟，大部分成员是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许纪霖的兴趣，引导着他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范式。

不过，大三学生许纪霖，距离学术圈还很远。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以他的年纪，一般要分配到外地。但在大学期间，他被抽中拍摄“思想教育电视片”，要去瑞金、遵义、井冈山等地取材，到了毕业，片子还没拍完，“就稀里糊涂留下了”。

后来许纪霖才清楚，“好运”背后，不光是运气。当时一家上海的报社，看中了学校里的“才子许纪霖”，点名要他。即便没有留校，他也会留在上海。

当然，1982年留校时，25岁的许纪霖，对命运的草蛇灰线一无所知。他仍然在坐冷板凳，“起初什么也不是”，后来成为小助教，再后来申请成为讲师……

从大学的最底层做起，许纪霖的感受是自由，没有人约束他的知识分子研究，“没人指导，也没人要求，就一头扎在图书馆里”。

1987年，两篇有关知识分子的文章陆续发表，文章视角新鲜，内容独特，一脱以往框架叙事的窠臼；同时，文章踩中1980年代“文化热”中人们的关切，一时反响热烈。许纪霖声名大噪。

现在回忆“年少成名”，许纪霖念怀的一点却是，因为他的“文学梦”视鲁迅为偶像，模仿了文笔，因此“文章像是60多岁老头写的，其实那时候不过30岁而已”，许纪霖笑道。

“最好的日子”

被许多人所怀念的1980年代，对许纪霖来说，最难得的是在公共空间自由表达的风气。

“今天的一切都KPI化，大学里也有一套标准和制度来要求每个人，于是人异化了，来适应这套KPI，会很理性地设计自己。”许纪霖说。但他是一个感觉主义的人，80年代的他，不过秉持“以人为中心”的想法，凭着文青的特色，就开始做知识分子研究。

哲学家梁漱溟曾说：“我不是学问中人，我是问题中人。”这句话正中许纪霖内心。“我也是内心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去做研究”，由自身出发地研究知识分子的命运，再从中看见自己，正好赶上了“文化热”的时代。

新旧交替之际，许纪霖开始游走于学术界与思想界。年轻人躬逢其盛，自然踌躇满志，但冷峻的现实与漫长的考验，也会来临。

1990年代，许纪霖开始省察，“我的研究是没有家法的，有点野路子，是自己闯出来的”。渐渐地，“心态史”的研究视角，无法满足他，“就慢慢开始转向思想史研究”。

这个时期，他受到历史学家张灏先生的启发，把这套方法归结为“以问题为中心的实验性研究”——提出问题，然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做研究。

研究阶段的转换，给他很深的体会：“当某个专业做不出新的东西了，不要急于钻牛角尖，你暂时放下，跳出来、拉开视角，做一个更大的背景研究，这时再回去，你可能就有新的发现。”

因此在许纪霖笔下，晚清以来的知识分子生态，开始有了更复杂的图景。传统的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分野被打破。“我们不要以为三派人相互之间没有共享的那部分，共享的那些东西，就是更深层的东西。”由此出发，他开始深入中国近现代思想的核心观念分析。

这时期的写作，后来大体收进了两本书里，一本是2011年出版的《启蒙如何起死回生》，一本是2017年出版的《家国天下》。

学术硬功夫，难免十年磨一剑。新世纪以来，外部环境迅速变化。

许纪霖承继1980年代的传统，“永远两条腿走路”——“我不会因为参加公共思想界而放弃研究，也不会因为研究就放弃公共思想界”。

他最怀念的是网络BBS时代，思潮涌动，各方激辩，但都以说理为主。“说理”很重要，许纪霖认为，只有BBS论坛相对平等的发言权，以及足够多的表达版面，才会包容当年的思想激荡。在这一形式下，知识分子有地方“说理”，还能站在主流位置。

但BBS衰落后，碎片化时代到来，属于知识分子的空间就似乎逐渐萎缩了。

许纪霖在2025南风窗社会价值年度盛典现场（摄影/南风窗郭嘉亮）

时代中人

公共知识分子的“退场”，在许纪霖看来，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变化所致。19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越来越局部化、专业化、学院化，同社会的关系日趋淡薄，越来越分离。这个群体赖以生存的“公共性”逐渐减弱。

如果不面对知识分子内部存在的问题，将一切责任推给环境，以为环境发生某种变化就可以回到昔日荣光，那么或许，公共知识分子的退场就不可逆了。这是许纪霖所担心的。

从更大的尺度来看，知识分子其实是自己的掘墓人：他们曾经掌握话语权，设计了网络民主的环境，待到这个环境成为现实，消解了话语权，他们反而不再被需要。

许纪霖提到，甚至包括他的一些学生也心灰意冷，觉得自己是屠格涅夫所说的“多余的人”。

他并不是没有挣扎。“2016年到2020年左右的时间，很艰难，时代变了，你明显感觉到自己被挤到边缘了，你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呢？”他也曾这样内心焦灼。

数十年的研究，让他对这100多年几代知识分子的起起落落，了如指掌，他也因此更加明白，变化是不可抵挡的。

就像白话文运动开启以后，“你要进入公共空间，你就必须用大众所喜欢的白话文来改变自己”，这是历史告诉许纪霖的和解之道。

眼下，许纪霖提及如今的理想型知识分子时，常常提到罗翔，“说出你的观点，往往比说服别人更重要”。他也有自己的自媒体“自留地”，“有自己的声音，哪怕和网红比根本不值一提，但是我还能发声，还有一些人喜欢听我的声音，这就挺好”。

与时代和解，是因为作为知识分子，在新时代依然有话要说，“内心有这份承担”。

《前浪后浪》是许纪霖又一次的进阶之作，他的研究方法，从思想史提高到精神史，即在1990年代的思想观念上做高一层，“不仅研究观念，还研究他的心态、精神、情感、意志的选择”。这样的尝试，“道理很简单”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

活人感，不管在当下，还是历史中，都是稀缺品。许纪霖尝试将它打捞上来。

之所以做这样的研究，许纪霖并不讳言，是因为与自己的人生体验有关。“我永远是一个问题中人，这意思是，学问中人可以不在乎时代是什么，因为学问是一种脱离生命的智慧，它超越时代；但问题中人必须回应时代和人生的大问题。”

因此许纪霖认为，他的课题不仅是学术课题，也是人生课题，研究历史与观察现实，在他这里分不开、不存在断裂。“我的兴趣永远是想回答时代的困惑。”

许纪霖近年对青年话题感兴趣，这也是他的人生经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生，如何解释他们呢？虽然缺失了公共讨论的文本研究，但他直接进入青年文化的现场，同频他们的感受。这些也会成为他记录和分析的文本。

作为研究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许纪霖对许纪霖评价，或许会有独特的价值。“可能会说他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思考者。”许纪霖解释，“我不会说这个学者提出了一套宏大的思想，或者做了一个经典式的研究，但是，如果要了解当下这个时代，恐怕以后的人会说，你可以读读许纪霖当时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