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曾经是几代人的集体回忆。如今，它已经渐行渐远。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01

票与证的日子

王伟1968年出生在珠三角的一个农村，他排行家里老二，也是唯一的儿子。一家七口人，计划经济时代过的是紧巴巴的日子。

珠三角农田肥沃，水源充足，但眼之所见的资源并非都能由自己主导。改革开放前的生活由票证主导：买布做衣服要布票，买肉要肉票。家里会养家禽，但数量不多，顶多是数量不能超过五只的鸡和一头小猪，等到年关将近，长大了的牲口就会被拉去食品站宰杀。

那时候私自宰杀是犯法的，童年时期的王伟记得，上交食品站后会分得一点部位，比如猪脚。他很喜欢在那时跟着父亲出门，因为收购站的对面就是一间茶楼，只有每年的这个时候他才能被允许买上一只叉烧包解馋，这能让他开心好长一段时间。

农村的家庭，自己会种上好些蔬菜，这是日常生活里主要的口粮。要想吃鱼，只能偷偷摸摸地操作，比如趁下雨天到鱼塘边看能不能捡回一两条死去不久的家鱼，如果用手摁一摁肉还结实的话，就能带回家晒成鱼干，用来下饭是一顿美味。

广州人爱吃鱼，1978 年，广州河鲜杂鱼市场率先放开。图为1980年代初广州中山五路上密密相挨的大排档

事实上，由于地区的差异，关于计划经济的记忆横跨了好几个年代。秦雪是东北人，尽管在她出生的1986年，社会生产力已经大有提高，市场经济的气息已经渐渐萌芽，然而她对物资紧缺的印象还是记忆犹新，“什么东西都是紧缺”，要想去供销店购置物品得赶早，“去得晚就没了”。

数年前，有一阵BBS论坛上掀起了80后的零食回忆潮，她发现这一代人的童年记忆高度统一，像唐僧肉、玉米棒、小淘气糖等零食，几乎每个人都脱口而出，仔细想来，不过也是那个年代生产资料有限、娱乐方式有限的侧面印证。

2019年，一本名为《票证里的中国》的书出版，作者李三台展示了他收藏的两万多枚票证，不仅有我们熟悉的各类粮票、布票、家用杂物票，甚至连“大粪票”也曾经存在过。

2008年杭州档案馆举办“杭州票证——改革开放的历史见证”展览，展出粮票、食油票、布票、火柴票、侨汇券等4000多张

这是因为农业增产离不开肥料，在计划经济年代，化肥还很稀有，人畜粪便成了绝佳选择。为了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得凭粪票才能获得这些天然肥料，而生产队则凭粪票进城拖粪。

票、证是结合在一起的管理方式，花样繁多的证明文件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活凭证之一。中专毕业后，王伟被分配到城区的一间制衣厂，这个工作单位承担了他生活的大部分职能。当他在准备1994年结婚时，首先需要单位开出结婚证明，证明的内容是确认他所属的单位、职务，只有准夫妻双方拿到了证明，才能去登记领证。婚前还有婚检项目，没有获得准生证的婚前怀孕行为不仅在道德上不被接纳，还要扣上几千块—这是很多人一年的收入了。

这是一个所有人都被“计划”的年代。王伟刚进厂，被划归进了最低级别的干部标准，每个月能分到20斤的大米和70元工资，奖金则有两百多块。

当时来说，这份工作属实体面，只要能进入一家颇有规模的国营企业，生活中的大部分物质条件都得到了保障—尽管现在看来这种保障是低限度的，但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已经绰绰有余。所以王伟说，那时候，社会上用“金饭碗”称呼公务员，用“铁饭碗”称呼工人。

这些，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缩影。

02

决策动机

回过头来看，作出计划经济的决策，是新中国建国之初主观和客观形势使然。

经过近半个世纪战乱，新中国的成立尽管带来了焕然一新的面貌，但经济水平其实相当疲弱。1949年工农业总产值占比中，工业为30%，现代工业产值只占17%，而传统的农业占比高达70%。从具体的产量来看，当时的钢产量仅为15.8万吨。这是一个什么概念？2020年中国的粗钢产量超过10亿吨，刷新了记录高位。钢铁与工业的发展以及几乎一切基本建设，都有密切关系。这样贫瘠的产量几乎很难支撑中国想发展任何工业的念头。

社会主义新中国具有的政治优势，有利于计划经济的实施，执政党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1949年后，新中国通过接收官僚资本，国营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用计划的方式管理经济事实上已开始逐步实行起来。

《新湘评论》曾刊登过文章，详细介绍了当时计划经济的具体执行方法。其中提到，中国采用的执行方法主要是从苏联学来的产品平衡法。以女性发卡为例，做生产计划时，首先要对全国妇女的发卡用钢情况进行测算。近6亿人口约有3亿女性，除了小女孩以外，成年女性都需要发卡，一个人需要几对发卡，换算成需要的钢铁量，由此确定生产发卡需要多少吨钢。

以此类推，当各行各业都计算出需要多少钢铁后，海量的信息汇集到国家计委，形成一个钢铁生产计划总量。随后，又根据钢铁生产总量的需求，来计算需要多少煤、多少电以及相应的交通运输能力。有了各行各业工业品生产需求的总数后，接下来就要计划需要增加多少工人和城市人口，需要多少生活必需品特别是农产品的保障，等等。

从微观的社会层面上看，体制内的社会工人和单位不只是简单的市场雇佣关系。从王伟的经历便可以看出，工人从这一关系里获得社会身份，并享受国家提供的特殊供应和福利，包括医疗服务、住房等。同时，在这一时期，人们能作出选择的机会几乎没有。

1958年6月29日，北京市西城区宗帽胡同办事处第二居民委员会办起了“群众食堂”，很受居民欢迎，家里做饭不方便的居民，都可带着粮票来食堂吃饭

慢慢的，人们发现，计划经济体制虽然造就了一个完整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体系，但与生活相关的几乎所有商品都处于短缺状态。

而且，长久以来被压抑的积极性和活力无处释放。关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作经历，王伟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个片段，他所在的工厂部门划分得相当繁琐，其中有不少级别比他高的干部每日的工作便是无所事事地“喝茶，看报纸”，这样的工作无疑是压抑积极性的。

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处于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型的权力等级中，个人能发挥的主观能动性有限，而且工作绩效也很难与其收益挂钩。

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计划经济体制首先受到挑战。1979年1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布尼时就这样说：“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983年，北京一个展览馆内，人们抢购服装

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引入，计划价格与市场经济的不兼容开始显现。表现最突出的就是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品价格太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二者之间的利润差越来越大，使得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

但是，由于担心全面实行市场化的价格体系引发过大的震荡，国家允许计划内、计划外两套相差悬殊的价格机制并行。这种机制下，“市场轨”和“计划轨”并行，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随着时间推移，计划分配的比例逐步缩小，市场销售的份额逐步扩大。

社会风气在逐渐发生变化。

03

渐渐褪色

王伟记得，从80年代开始，日子过得没有那么苦了。珠三角的农村里，小卖部开始出现，零星的汽水、火柴和散装烧酒作为商品出现在了货架上。村子里的鱼塘，从所有收获都要上交生产队，变为按家庭为单位进行承包，任务以外多出的部分，能给鱼贩卖个好价钱。

而每个月数字逢三、六、九的圩日，已经有人开始会从郊区农户手里收购低价的农作物，在集市里以更高的价格卖出，赚取差价。

80年代开始，市场经济的风就吹得更大。私营企业在珠三角逐渐出现，王伟身边纷纷有同学从国营工厂里跳槽。私企能开出更高的工资，那些原本被分配到福利不好的单位的同学便趁机下海创业，或者到私企大展拳脚。

而如今看来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则是计划的色彩逐渐从住房制度上褪去。1978年以前，对城市居民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由单位提供住房，福利分房的制度几乎一直贯穿整个20世纪的下半叶。

1991年6月18日，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住房体制改革新闻发布会

1993年结婚的时候，王伟分得了工厂附近一套8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住房，有专门从广州来的同学看到他的房子也不禁羡慕，这样的面积在当时算是相当豪华了。而他恰好赶上了福利分房的尾班车阶段。

1998年，中国楼市划时代的标志降临：中央宣布取消福利分房，全面开启住宅商品化的时代，这一改变又称“98房改”。之后，工作单位的选择和房子挂钩的考虑退出了人们的脑海，而中国房地产市场也一路高速发展，房子的价格肉眼可见的上涨。以往那种大家靠着熬来的工龄、资历职称等换取从小房子到大房子的景象不再，“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要单位给房”的记忆退出了历史舞台。

计划经济的痕迹慢慢退却，85后秦雪印象最深的，是逛街和买零食的地方多了。曾经百货大楼是一座城市里最耀眼的那栋建筑，因为几乎所有的大件货品只能从大楼里买到，只有在逢年过节的重要日子才能光临，“过节去到就跟朝圣一样”。

但那是闭架式的摆设，想要仔细端详一件物品，还需要得到服务员的允许。约莫是在1993年以后，情况就变了：开架式的超市出现了，跟百货大楼的庄严不同，超市里的物品随便看随便挑，计划经济里那种封闭、欲望的瞻仰感不复存在了。

1993年5月10日，北京朝阳区西石门粮店的店员在登记注销最后一批粮票

而且，东北城市里的临街民居一楼纷纷开起了商铺，多年后当她看到王朔小说《顽主》里那句“政府给政策了，临街房全扒了改铺子了”，特别有感触。

尽管市场经济的潮水慢慢渗入了中国，但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的争论，始终围绕在舆论场里。直到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论断，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经济模式，从根本上解除了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的思想束缚，使人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此，社会主义真正接纳了市场。

然后便是我们熟知的故事了。

（文中王伟、秦雪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