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教训:必须拿起枪杆子

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共产党人在农村建立人民子弟兵,这样的军队来自人民,与人民血脉相连,他们战斗,是为了保卫父母兄弟,以及为自己及亲人谋求一个更好的社会。

作者:李少威 日期:2021-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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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湖北汉口,北伐的革命军沿着铁路线进发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社会背景,是中国精英终于认识到,不彻底扫除封建势力以及它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一切美好的理想都是空中楼阁。

而要扫除它们,除了使用武力,没有别的办法。正是在这一痛苦而深刻的认识基础上,历史风云际会,大革命的序幕被掀开。但是,这一次建立的军事力量,掌握在国民党手上,一旦落入野心家之手,共产党人就成了待宰的羔羊。付出了血流成河的代价之后,独立、自主的军事斗争才成为共识,共产党人从血泊中再次站立起来。


共同的目标和互相的需要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

里面着重指出,中国内忧外患,根源就在于军阀统治,其背后是帝国主义的支持,帝国主义支持的目的,是“延长中国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

不打倒军阀,中国面对的种种问题就不可能解决,而要打倒军阀,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入民主战争”。

对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文中寄予希望:“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可谓每一句都触及孙中山的隐痛,他此时正被军阀的威胁、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国民党内部的混乱乃至叛变所深深困扰。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制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纲领。党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则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其中的最低纲领,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张基本吻合。这是双方都有默契的。

1924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就表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

而在后来,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工作的毛泽东,在为国民党喉舌《政治周报》所写的发刊词中,也解释过革命的真正目标:“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认知上的部分一致,就为双方的走近和合作,创造了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马上就投身工人运动。1921年8月11日,在上海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随后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都建立了分部。1922年1月起,出现了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

这个高潮持续到1923年2月,前后共13个月,大小罢工在100次以上,参加罢工的人数大约在30万人以上。

其中,香港海员大罢工、唐山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都取得了胜利,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则被直系军阀吴佩孚镇压、屠杀,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英勇牺牲,史称“二七惨案”。

“二七惨案”宣告了第一次罢工高潮的结束,共产党人从中感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坚强战斗力,锻炼了自身的组织能力,但也得到了惨痛的教训:其一,仅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斗,力量远远不足;其二,仅靠罢工手段,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

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从工人运动中进入了思想范围。孙中山先生,生命不息,革命不止,是举目全国最可能的联合对象。此时的孙中山,对于时局以及国民党的失望,对于获得有力援手的希望,空前强烈。

宋庆龄回忆,孙中山先生之所以决定和共产党合作,是因为他“把国民党比作一个就要死的人,他说这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

1923年9月底10月初,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一行抵达广州。在此之前的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召开。会上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


血流成河

国共合作开始后,苏联以270万卢布的援助,帮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并派遣了大量军事教官来华教学,还运来了8000支步枪,500万发子弹。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

一支仿照苏联红军的方式建立的黄埔学生军,成长为国民党的党军,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军队,并且一开始就是一支现代军队。在组建国民革命军时,黄埔学生军被编为第一军,是北伐军主力,也是其中最具战斗力的部队。

历史眷顾蒋介石,这支军队一开始就塞进了他的手里。

中国共产党不负孙中山所望,把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共产党人不仅让具有真正实体并且能够控制的国民党实体组织向全国各地蔓延,而且通过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等方式,动员了大量有革命倾向的人加入了国民党,并且不断完善组织建设,增强国民党的凝聚力、纪律性。

但在国民党内部,排斥、打击、投诉、弹劾共产党人的声音从未消失,双方矛盾不断积累,合作得以继续,很大程度上仰赖孙中山真诚的态度以及强硬的作风。

1926年7月9日,“打倒列强、除军阀”,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开始了。一路向北,兵锋直指长江流域,直接威胁上海这一帝国主义势力云集的城市。在这种局势下,英、美、日、法等国纷纷向上海调兵遣将。

然而,它们还是有以和平方式维护殖民利益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蒋介石在变化。蒋介石对抗左派建立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办法,是获取其它的支持。一方面与江浙资本家集团取得妥协,一方面开始了与列强的秘密接触。

他告诉美国人,北伐军可以不在上海驻军。他告诉日本人,自己将尊重现有条约并保护外国人利益。他要求列强代替苏联为他供应武器弹药,从而可以和苏联决裂。

1927年2月,当蒋介石得知鲍罗廷等不顾自己的强烈反对,坚持要召开国民党的二届三中全会,剥夺自己的党政大权后,他就横下心来,准备彻底撕破脸了。“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当他和江浙财阀和列强建立了确定的关系,获得了金钱资助之后,他对苏联就再也没有顾忌,终于可以摆脱这个给予他力量但又试图控制他的影子了。

接下来,就是众所周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从以黑社会的手段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开始,蒋介石举起了他的屠刀。

4月15日,蒋介石发布《清党布告》,通缉共产党员和左派国民党领袖190余人。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与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分庭抗礼。

武汉国民政府内部一团糟,对共产党人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四川军阀杨森向武汉政府发动进攻,湖北的夏斗寅部和湖南的许克祥部接连叛变。北伐军在河南苦战迎出与苏联关系密切的冯玉祥,但他看到武汉政府的处境不佳,迅速改变阵营,倒向了蒋介石。

汪精卫看着形势转变,屁股也向着右边不断挪过去。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再一次分共、清党,就顺理成章了。又一次血流成河。

后来,中共六大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彼时的牺牲作了不完全的数据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短短两年时间里,党的许多早期优秀领导人,李大钊、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罗亦农、张太雷、王荷波、向警予、夏明翰、澎湃、杨殷、汪寿华等,先后牺牲在国民党和旧军阀的屠刀之下。中国共产党的近6万名党员,减少到1万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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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9月14日,安源路矿1.7万多名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罢工。图为9月18日,安源工人庆祝罢工胜利大会现场


人民子弟兵

在蒋、汪接连对共产党人举起屠刀的时候,共产党人还是弱小的,在全国各地遭到屠杀、通缉,几乎都毫无还手之力。痛定思痛,原因就在于共产党人没有掌握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所以在1927年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毛泽东阐释了他的著名论断—“枪杆子里出政权”。“我们以前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

早在八七会议前的一个多月,7月4日的中共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要注意保存武力。“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则无办法。”“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他主张 “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接下来就有了工农革命军的建立和井冈山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并非完全没有军事斗争的意识,早在1925年10月,就成立了中央军事部,张国焘任书记,同年底改名中央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

但在国共合作的大框架下,中共无法以自己的名义组建军队,只能通过共产党员在军队内部掌握实职或者动员军队领导人加入共产党的方式来影响一部分军队。

比如叶挺掌握的后来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贺龙指挥的第20军,卢德铭率领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都是这样来的。然而,以这样的方式所能掌握的军队是非常有限的,不论任何政党、军阀,对军队都视同政治生命,决不容他人轻易染指。

在这种环境下,不掌握军队,而试图影响政治,结果就只能是任人屠杀。

分共之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共产党人无法公开活动,工农运动也受到强烈压制,要谋求自身的保存和军事力量的建立,就只能转入国民党控制力薄弱的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去。

就是毛泽东所谓的“上山”。

从八七会议委派毛泽东去湘鄂赣粤开展秋收暴动开始,历史的主舞台已经发生了转移,革命叙事的重点已经发生了变化,新的希望已经在悄悄孕育,一条全新的道路开始萌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毛泽东似乎消失了,把身形隐入了南方的莽莽群山之中。 

孙中山先生感慨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但没有找到改变局面的办法。而毛泽东知道,要终结“一盘散沙”的状态,关键在于组织基层,其核心则在于组织农民。组织农民,关键是武装农民。

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共产党人在农村建立人民子弟兵,这样的军队来自人民,与人民血脉相连,他们战斗,是为了保卫父母兄弟,以及为自己及亲人谋求一个更好的社会。

为亲人而战,为人民而战,是无上光荣的事情。直到今天,人民解放军仍然保留着“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传统。

这是一支与历史上的任何军队都截然不同的队伍,正是这支军队,结束了中国人近代以来面对列强“逢战必败”的历史,在朝鲜战争中迫使武器精良、后勤充足而且占据海空绝对优势的西方军队退回三八线,签下停战协定。

这种前所未有的变革,从秋收暴动开始了,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革命军,进入了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为了团结部队,与群众搞好关系,毛泽东制定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

第一,行动听指挥。

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1928年年初,毛泽东在“三大纪律”之外补充了“六项注意”:

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偿。

再后来,又增加了两项注意—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变成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以后的革命过程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与时俱进,多次修改,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内容如下:

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一直到今天,90多年之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仍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铁的原则。

根据1928年5月的中央通知,工农革命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会师之后,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正是依靠严明的纪律,和政治思想工作所唤起的部队对贫苦百姓的感情,红军很快就赢得了井冈山人民的好感和拥护,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与土地革命相配合,红军成了人民的军队。

老百姓拥护红军,认定它是为自己而战斗的,因而也就情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参加红军,保护自己的利益,也为同样受压迫受剥削的人们去战斗。

“人民子弟兵”,从井冈山走了出来。

这是一支与过去的任何武装力量都截然不同的军队,它来自人民,为人民而战,军队与人民之间,是鱼水关系。“军民鱼水情”,也是从井冈山破土而出。

“星火燎原”,1927年以来,在红四军影响下,共产党人纷纷坚定了武装斗争的决心,打出武装割据的旗帜,一支又一支的红军在各地出现,在全国一片白色的版图中,闪烁着星星点点的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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