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广东深圳，深南大道上的邓小平巨幅画像

在诸多的历史讲述里，深圳是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个符号出现的。从小渔村变为大都市，“深圳速度”令人惊叹，这一重要转折似乎也是顺畅的，可实际上，对外开放之路历经曲折。

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的成立，都是个中曲折的代表。

逃 港

很大程度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被“逼”出来的。自从1951年边境封锁后，毗邻港澳的广东发生的逃港潮不断。

1977年11月，主管广东省经济工作的省委负责人在向南下考察的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说，30多年来，从内地逃往香港的有“十九万四千两百七十四人”，这还只是汇报上来的数字。

如此长时间、大规模的逃港，不仅影响内地的生产秩序和社会安定，也让新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丢了颜面”。为了打退这股风潮，广东省委和中央政府穷尽办法，派军驻守防线并严惩逃港者。但对岸巨大的经济诱惑，始终牵引着内地老百姓的脚步。最终，是国门的打开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改善，止住了逃港的人潮。

故事还得从深圳河讲起。

1898年，中英签署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香港新界被“租借”给英国。自此，一条普通的深圳河一夜间成了隔开港英方和中方的界河。

但这并没有堵死两边来往的路。因为河两岸的农地是交错的，两边的人常常需要跑到对岸务农。深圳镇边上的罗湖桥虽是香港与内地来往唯一的法定渠道，但更多人选择从基本无人管辖的深圳河过境。河最窄的地方仅2米，人一跃就可以过去，或者挽起裤脚牵着牛，蹚着水就过去了。

1949年10月，叶剑英和陈赓率军解放广州后，继续南下。港英方一度紧张，生怕解放军跨过深圳河打到香港。10月19日，深圳和平解放，军队没有过河。从此，一河分割开两个政权、两个阵营。北岸是社会主义的宝安县，南边是资本主义的港英政府。

1951年前，两地仍然可以往来，过境种地的农民也发了《过界耕作证》，为了减少开支和社会稳定，内地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一些继续支持国民政府的人“逃港”。但通过这条缝隙，国民政府的残余经常过界到宝安县制造混乱。

1951年2月15日，广东省政府公开发布命令：从即日起，深港边境“封锁河口”。两地自由往来就此终结。私自进入防线，企图跨河逃港的人，被视作“叛国投敌”。

4年后，内地开始搞“集体化”，农业合作社迅速铺开，不少农民被强迫入社。原本经过土地革命分到农民手里的地又被收回，农村有了怨言。1957年，随着“大鸣大放”的展开，深圳河北岸的宝安县掀起一股“退社风”。但很快，这些人被打倒，遭到责难。也是1957年，粤北发生一次大水灾，导致大批农民南下逃荒。于是，那些被强迫入社的农民、被批斗的人及其亲属，还有南下逃荒的灾民，纷纷将逃港当作自己的出路。

宝安县政府也认识到了时局和灾荒对老百姓带来的伤害。1957年6月8日，中共宝安县委向省委和惠阳地委递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对人民群众放宽来往香港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其中大胆提出“目前内地尚不能完全消灭灾荒和失业，我们既然不能包起来，去香港打工这条路就不应该堵死”。

21天后，广东省委批准放宽来往香港的意见。一时间，听闻“河口开放”的人群如潮水般涌向深圳河边。不光大批群众逃港，甚至一些党员、团员和村干部也纷纷外逃，有些合作社里的男人几乎逃光。因为人数过多，英国政府立即向北京发出“照会”。因而开放没几个月的“河口”再度封锁，并号召群众“坚决打退外逃风”。

反 思

逃港并未就此停歇。“五七大逃港”后一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席卷内地。农民不事生产，蜂拥炼钢铁，浮夸风盛行。这导致农业大幅减产，百姓吃饭问题凸显。屋漏偏逢连夜雨，错误决策赶上全国大旱，导致大量的百姓面临生存危机。

见此情景，宝安县委在1961年又递交了一份要求“放宽边境”的报告。内中指出，“由于我们剥夺了群众的生产的权利，生产下降、大批劳动力逃亡，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边防部队连青菜都买不到吃。”要求让农民自由出境，并同香港做小额贸易。

不到一月，广东省委同意了宝安县的要求，并同意实行“三个五”政策，即“每月去港来往不得超过五次；每次每人带出的农副产品价值不超过5元，带入的物品重量不得超过五市斤或价值不得超过5元”。此后，宝安县经济在短时间内迅速增长，逃港人数大幅降低，这可以称作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史前一步”。

1962年5月5日，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借深港边界沙头镇的一起外交小摩擦，下令撤掉深圳河沿边的岗哨。宝安县及周边县市听闻消息的群众又一次如黑云般挤向深圳河边，再次出现大面积的“逃港潮”，史称“六二大逃港”。17天后，看到逃港局势难控，宝安县政府又开始大面积堵截。

之后，逃港没有停止，在1972年和1978年又掀起两次高潮，涉及上万人。

逃港的人成群结队，要么翻过梧桐山跨越深圳河到港，要么从深圳湾渡海而过。过程中，他们面临的是悬崖、海浪、警犬和一层层的封锁，不少人在逃港途中殒命，要么摔下悬崖，要么被海浪吞没。

由于两地差距巨大的经济条件，逃港一直持续到1979年10月，当时港英政府宣布：“偷渡人员一律不发身份证，不准居留香港，全部遣返内地，并将惩罚雇佣偷渡客的香港雇主。”同时，为逃港潮烦恼了30多年的共和国，也开始反思封闭国门带来的教训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并已经迈出了步伐。

1956年，深圳车站候车的乘客

启 动

1977年11月11日，来南方视察的邓小平坐在广州南湖宾馆听主管经济的广东省委负责人的汇报。提到外逃人数有19万之多时，一旁的省委书记韦国清说，“我们加派了部队，也没解决问题。”半晌，邓小平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管得了的”。邓小平的这句话预示了，政策将会迎来转变。

最初的打算是将宝安和珠海两县建设成供应港澳鲜活农副产品的出口生产基地，并在1978年3月的考察后，制定了生产和出口年度计划和三年计划、五年规制。一个月后，从西欧五国（法国、西德、瑞士、丹麦、比利时）考察回来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委派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计委）和外贸部经济贸易考察组赴港澳调查研究，并同当时广东省委领导习仲勋和刘田夫等交换意见。

回京后，一份《港澳经济考察报告》递到中央。报告提出，“可借鉴港澳经验，把宝安、珠海两地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用三五年在内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6月3日，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向华国锋等人汇报，华国锋明确指示：“总的同意”“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有了中央的指示，广东省委立即行动。新到任的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召开会议，于6月23日形成了《关于搞好宝安珠海边防县建设和外贸出口的意见》最初方案。并在次月到宝安和珠海视察，提出吸收外资搞加工业，恢复边境小额贸易等措施。走的时候，习仲勋给当地干部留下几句话：“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

4个月后，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的设想》。内中提到：“吸收港澳同胞和华侨的资金，合建工厂、农场和其他事业，也可试办。”这被视作是兴建经济特区的开始。

行动最快的当属香港招商局，它在1978年10月就提出在蛇口建工业区的设想，即在内地划一块地，由香港企业按香港方式经营。这在以前是不能想的。但进展极其顺利，次年1月，相关的报告就递到中央并得到批示同意。

1979年1月31日，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等向李先念和谷牧汇报蛇口工业区的报告。听罢，李先念当场表示同意，并拿起铅笔在深圳南山半岛画了两条杠，笑着说：“就给你们这个半岛吧。”但袁庚没敢要面积有二三十平方公里的整个南山半岛，只要了其中2.14平方公里的蛇口。

“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动工，成为中国第一个出口加工区。”

放 权

广东省开放的进度也加快起来。

1978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将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1979年初，习仲勋在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交易、加工装配和合作经营”。

会后，到家乡汕头市调研的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看到一派穷苦落后景象，不禁心生悲凉。但又想到汕头外贸多，华侨多，便在之后的省委常委会议上提出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在为汕头做担保时，吴南生说：“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了！”

1979年1月23日，广东省向国务院申请将宝安县和珠海县分别改设为深圳市和珠海市。3月5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同意改设”。

4月1日和2日，广东省委常委会议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根据国际惯例划出一块地方，单独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需要组织生产，名称初定为‘贸易合作区’”，并明确，“根本的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

6天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发言向中央“要权”，希望中央放权，让广东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在经济上先走一步，放手干。4月下旬，习仲勋在向中央常委汇报时，再次向华国锋提出“放权”，并将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立“贸易合作区”的设想一并提出。同时，福建省也提出在厦门建设出口加工区的要求。

一旁的邓小平插话说，广东、福建有这个条件搞“特殊省”。邓小平一直以来都在思考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和试验场，为大面积的开放探路。辟出一块地给特殊政策，就算实验失败，也只是一小块地方，影响不至于太大。习仲勋当时提出的划出深圳等城市建议，正合邓小平的设想。

在讨论深圳等划出来“搞特殊”地区的名字时，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他还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一些政策，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最后，那次会议决定对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之后，谷牧带领国家进出口办、国家计委、外贸部、财政部等十余部门领导飞往广东、福建两省调研。经过二十多天的考察，返京后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7月15日，经中央批准后，上述报告便成为著名的中发〔1979〕50号文件。

50号文给了粤闽两省在财政、金融、外贸、物价等方面较多的自主权，尤其是实行财政大包干。同时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出口特区”。不过要先在深圳、珠海两地试点，有经验后再考虑汕头和厦门。

1980年3月，谷牧在广州第二次召开粤闽两省会议，在会上提出特区建设主要靠吸收外资和侨资进行建设、要做好总体规制，分批分期铺开，搞好基础设施、要在税收和低价方面对外商给予优惠、要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进行等几条建议。也是在这次会议上，采纳了广东的建议，将“出口特区”改名为内涵更丰富的“经济特区”。

此后，随着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建立深圳等4个特区，并批准公布了一年前就已拟好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济特区从法律意义上正式成立。

9月，中央进一步给广东放权，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中提到“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处理”。随后，国务院批准四个特区的区域范围，各特区的建设从1980年下半年相继开始，深圳这个“小渔村”开始朝着大都市发展。

现在的深圳河依然流淌，只是以前北岸那个逃港“策源地”深圳不再贫穷落后，而早已是生产总值位列全国第三的一线城市，而走了不少弯路的共和国，也早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可以说，这一切跟开放分不开。

参考文献：

1.陈秉安.大逃港[M].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07

2.卢荻.习仲勋主政南粤[J].百年潮,2002.09

3.卢荻.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拓荒者吴南生[J],百年潮,2001.01

4.江海波等.袁庚的蛇口实验[N].文摘报,2018.04.24